资治通鉴 全译-第9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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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上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女人，薛万均不服，太宗下令将高昌女人交付大理寺，与万均当面对质。魏徵劝谏说：“我听说过‘君主对待臣下用礼节，臣下便会以忠诚事奉君主。’如今陛下让大将军与一个亡国的女子当堂对质男女私情，情况属实的话则得到的很轻微，不属实则失去的很严重。从前秦穆公给盗马的野人喝酒，楚庄王赦免因调戏宫姬被扯断帽缨的臣下，最后都得到加倍的回报，难道陛下道高于尧、舜，而却赶不上秦穆公、楚庄王二人吗？”太宗急忙释放了薛万均及高昌女子。
侯君集马病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栝州刺史。
侯君集坐马的前额被虫子咬伤，行军总管赵元楷用手指沾脓，用鼻子闻其臭味，御史上奏弹劾赵元楷谄媚，降职为栝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
高昌平定后，众位将领均受到封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皇上敕旨，不接受封赏，等到另有敕文下来，才接受，领受的只是一些老弱仆户和残次物品。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段。
＇20＇癸卯，上猎于樊川；乙巳，还宫。
＇20＇癸卯（十一日），太宗到樊川狩猎；乙巳（十三日），返回宫中。
＇21＇魏徵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21＇魏徵上奏疏，认为：“在朝的众位大臣中，担当掌管枢密机要的，虽委以重任，但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笃诚，所以有的心存猜疑，抱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陛下对大的事情较为宽容，却对小的过失不轻易放过，责怒下来，未免爱憎过于分明。委托大臣操持大事，责成小臣办小事，这是为政之道。如今各委托其职责，则不免重视大臣而轻慢小臣；遇到出了事，则又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慢的，怀疑所重视的，如此怎么能使国家达到大治呢？假如委任做大的官职，却求其小的过失，必然导致那些刀笔吏，顺从旨意诬告成风，舞文弄墨，百般构陷其罪。如果自己陈述呢，则认为内心不服罪；不加说明吧，就会被认为是所犯罪过属实，进退两难，不能辨明，这样就会导致群臣只求免于灾祸，必然矫饰虚伪成为风气。”太宗采纳他的意见
＇22＇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徵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
＇22＇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成却很艰难。”魏徵答道：“我听说取得胜利容易，守住胜利果实较难，陛下说这些话，这是宗庙社稷国人的福气呀。”
＇23＇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尝于宫中击鼓，玄素叩阁切谏；太子出其鼓，对玄素毁之。太子久不出见官属，玄素谏曰：“朝廷选俊贤以辅至德，今动经时月，不见宫臣，将何以裨益万一！且宫中唯有妇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听。
＇23＇太宗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行谏，便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职。太子曾在宫中击鼓，玄素叩门直言切谏；太子将鼓拿出来，当玄素的面毁掉。太子很久不出宫见属下官吏，玄素劝谏说：“朝廷遴选非常有才能的人来辅佐殿下，如今动辄经过数月，不见宫中臣属，这对将如何使他们对殿下有所裨益呢？而且宫中只有女人，不知是否有象樊姬待楚庄王那样贤惠的呢？”太子不听其谏言。
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孙伏伽与玄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张玄素年轻时为刑部令史，太宗曾当朝中大臣的面问他：“你在隋朝时官居何职？”张玄素答道：“县尉。”又问：“县尉之前做何官？”答道：“九品之外未入流。”又问：“是哪一曹的小吏？”张玄素感到羞耻，走出殿门不能迈步，面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疏说：“君主如果能以礼待臣下，臣下才能尽心竭力。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但陛下重视他的才能，擢升他到三品，辅佐太子，怎么可以当着大臣们穷追他的出身呢？抛开往日的恩宠，造成一朝的羞耻，使他心怀不安忧虑，又怎么能责成人家尽忠效节呢？”太宗说：“朕也深深后悔问这些话，你的奏疏正与我的心思契合。”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与张玄素在隋朝都做令史，孙伏伽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自陈往事，丝毫无所隐讳。
＇24＇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为刺史，独能使其民比屋为善乎！若坐是贬黜，则州县互相掩蔽，纵舍罪人。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纠察，如法施罪，庶以肃清奸恶耳。”
＇24＇戴州刺史贾崇所辖部下有犯十恶罪的，御史弹劾贾崇。太宗说：“以前唐尧、虞舜圣王，贵为天子，还不能感化他们的儿子；何况贾崇身为刺史，能使其百姓个个行善吗！如果因此事而贬职，就会造成州县间相互掩盖，放纵犯人。从今往后各州有犯十恶罪的，不要弹劾刺史，只是令他们明加纠察，依法治罪，也许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的发生。”
＇25＇上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
＇25＇太宗亲自整治护卫士兵，见队列不整齐，命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人；又恼怒其杖打太轻，命拿下士贵送审。魏徵劝谏道：“将军的职务，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打人，已经不足为后世效法，何况只因为杖打得轻就将他送审呢？”太宗急忙放了张士贵。
＇26＇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以防壅蔽。上以问魏徵，对曰：“斯人不知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之，岂惟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
＇26＇上书言事的人多请求太宗亲自翻阅表章奏折，以防止被蒙蔽。太宗将此事询问魏徵，魏徵答道：“这些人不识大体，如果必定要陛下一一亲自过目，那么岂止朝堂奏章，各州县的事也应当亲自过问了。”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
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贞观十五年（辛丑、641）
唐纪十二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辛丑，公元641年）
＇1＇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
＇1＇春季，正月，甲戌（十二日），唐朝廷任命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太宗嘉许禄东赞善于应对，欲将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他为妻，禄东赞推辞说：“臣在本国中自有妻子，是父母为我聘娶的，不能够抛弃。而且我们的赞普首领还未曾迎娶公主，陪臣我怎么敢先娶呢？”太宗更加赞赏他，然而想要以厚礼隆恩加以抚慰，他最后还是没有从命。
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
丁丑（十五日），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旌节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赞普非常高兴，见到李道宗，完全按婿礼行事，羡慕唐朝的服装和仪仗之美，将公主安置在特意营筑的城郭宫室之内，自己穿戴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与公主见面。吐蕃人的脸上都涂着红褐色、公主感到厌恶，赞普便下令禁止涂面；并且逐渐改变其猜忌粗暴的本性，派遣本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诗经》、《尚书》等典籍。
＇2＇乙亥，突厥侯利可汗始帅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诏许之。
＇2＇乙亥（疑误），突厥俟利可汗开始率部落渡过黄河，在旧定襄城建牙帐，共有三万户，军队四万人，九万匹马，于是上奏言道：“我过分地蒙受恩宠，成为本部落的首领只希望子子孙孙为大唐效犬马之劳，守卫北面的大门。假如薛延陀侵犯逼近，请求允许我方家属进入长城以内。”太宗下诏应允。
＇3＇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辛巳，行及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皆以大逆论。
＇3＇太宗将要巡幸洛阳，命皇太子留守监国，并留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辅佐太子。辛巳（十九日），太宗车辇到了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二人厌倦于行进之苦，希望太宗能因偶受惊吓而停止巡行，于是在夜里向太宗行宫射箭，有五枝箭射入寝宫庭院；事发后，二人均以十恶中的大逆罪被处死。
三月，戊辰，幸襄城宫，地既烦热，复多毒蛇；庚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官。
三月，戊辰（初七），太宗巡幸襄城宫，当地天气燥热，又多毒蛇出没；庚午（初九），废除襄城宫的行宫地位，将它分赐给当地的百姓，并罢免了营建此宫的阎立德的官职。
＇4＇夏，四月，辛卯朔，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4＇夏季，四月，辛卯朔（初一），太宗下诏宣布下一年二月份在泰山行封禅礼。
＇5＇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宅经》，以为：“近世巫觋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庚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以为：“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为：“《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窀穸既终，永安体魄，而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近岁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一事失所，祸及死生。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计其丘陇，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捅之际，择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
＇5＇太宗认为近代以来的阴阳杂书讹误很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众多方术之士刊定其中可以通行的内容，共成四十卷。己酉（十九日），书修成，进呈太宗；吕才每本书都写有序，质证于经史书籍。他为《宅经》作序，认为：“近代以来巫觋阴阳之术，妄自划分姓氏以附会音律，譬如张、王姓为商，武、庚姓为羽，似乎是取其谐韵；至于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象是不伦不类。或者同出于一姓，却分属宫商二调；或者属于复姓的几个字，却不能分辨徵羽二调。这些都是不符合古代事例，也深乖义理的。”序《禄命》一篇认为：“福禄性命之书，说的多了总能说中，人们便相信它。然而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五万人，没有听说他们都犯了三刑；汉光武帝时南阳人士多富贵，又哪里都是遇上六合的吉日。如今也有虽然同年同榜登第，却贵贱相差悬殊，共命运同胞兄弟却寿命长短有异。按命理说鲁庄公本来应该贫贱，又懦弱见识短，惟独得以长寿；秦始皇不应该有官爵，纵使得到食禄，也少有奴婢，为人没有起始而有终极；汉武帝、后魏孝文帝都是本不应有官爵；以宋武帝的禄与命来讲都是截路空亡，只对长子合宜，即使有次子，也应当早早夭折；这些都是福禄性命不征验的明显证明。”吕才为《葬》作序，认为：“《孝经》说：‘卜选阴宅墓地，然后再加以安葬’，这是因为人死后长夜漫漫，体魄永远安息，然而城邑集市不断变化，泉水与石块交互侵蚀，不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要谋求于龟筮占卜之类。近几年来丧葬选年月，或相土为墓，认为一件事偶有差失，便会累及死生的大问题。按照《周礼》的说法：天子、诸侯与士大夫的丧葬都有规定的月数，这说明古人不作年月的挑选。《春秋》写道：‘九月丁巳（九日），安葬鲁定公，赶上天下大雨，没有安葬，戊午（十日）太阳西斜，才将定公安葬。’这说明也不选择日期。郑国安葬简公，看墓的房子正好档在安葬的道上，拆毁它则可以早晨落葬，不拆它则要到中午才能落葬，子产决定不拆毁而葬，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人安葬均在京城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地方，这便是不另外选择墓地。如今丧葬书上说子孙富贵与贫贱、长寿与夭折，都是由于占卜丧葬的缘故。子文三次做令尹而三次被罢免，柳下惠三次做士师也三次被免职。料想他们的丘陇墓地，也没有移动吧。而乡野村俗没有知识，巫术妄说，于是便在捶胸顿足极度悲哀之际，选择葬地希望能得到官爵；痛苦不堪的时节，希望选择安葬时辰来获取财物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