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8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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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与写作（方 方）
［中篇小说］
诗歌秀（郭小兵）
镜子表面的驰骋（石华鹏）
［短篇小说］
杀人者（曹军庆）
王菲在哪里（毕 亮）
背朝阳光的人（叶向阳）
丧歌。送岁（潘宜钧）
处处闻啼鸟（杨育基）
［散文随笔］
请认我为你的孩子（华 姿）
乡村小人物二题（涂阳斌 涂阳文）
［诗歌阵地］
那片属于世界的屋脊（车延高）
读书或者打草饮水（四首）（柳之升）
试着把黄土装订起来（四首）（刘向东）
有一些梨花错过了秋天的果实（四首）（王妍丁）
［报告文学］
大山之子（秦 林 喻长亮）
洪湖老区的民政人（阿 涛 曹先达）
我的读书与写作
记者（以下称记）：您在大学期间参加过社团或者学生会吗？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学生是占据怎样的比重呢？如果您曾参与一些活动；可以和我们谈谈当时的难忘经历吗？
方方：我上大学的时间是1978年；距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心态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要求思想解放是我们最强烈的呼声。我们年级当时也成立了文学社；还办了一份油印杂志叫《红枫叶》。我是社员之一；但当时我主要是写诗。当年我们经常讨论的文学话题主要这样几个：一、“爱情禁区”问题；也就是说小说能不能写爱情。现在想来这当然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二、“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就是文学是不是只能歌颂社会；而不能暴露社会阴暗面；当时也叫“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或者是“歌德与缺德”的问题。三、“悲剧与喜剧”的问题。就是文学难道只能写喜剧；不写悲剧？四、“三突出”和“主题先行”。我们的文学活动除了创作外；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当时几乎就是生活在这些话题中间。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年级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讨论“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时省作家协会和许多老师都参加了这一讨论；记得报纸上还有过报道。后来我们的文学社不知什么原因悄然解散。之后又有同学又成立了诗社。诗社出了好几期专刊；都是同学们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刻钢板是我的拿手好戏；所以诗社出的几期诗刊最重要的诗歌都是由我来刻。当时的诗刊每一期都有一个名字。第一期诗刊叫《烟囱》；因为这期刊物的缘故；诗社也就叫了“烟囱”。第二期叫《蓝摩托》；第三期叫《A大调》；还有一期叫《涌向天际》。当时经常有些演出活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剧社。因为我们排练的第一部戏是法国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熙德》；所以剧社的名字叫〃熙德〃。演出所有的服装道具都是自己做的；国王的披风用的是我的一床毛巾被；所以戏演完后；有同学称之为“床上用品展览”。法国人非常喜欢高乃依的《熙德》；据说他们形容美好的事情；就会说“美得像熙德一样”。所以我们剧社的纲领性口号就叫“美得像熙德一样”。后来我们还演好几部戏。其中有一部戏名叫《骷髅的迷恋者》；骷髅是剧社的主演崔琰做的；她把做好的骷髅放在床下；我每天都能在对面的上铺看到这骷髅；心里总有些毛骨悚然感。特别想要说的是崔琰是一个个子比较大的女生；而剧社的男生似乎都没发育起来；个头都很瘦小；所以；上台时这样的搭配总是有点搞笑。我因普通话说得很臭；在剧社里基本上搞后勤。这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岁月。
在此还想借机声明一句；中文系有一个“浪淘石”文学社；好像现在还存在。它是我们低班同学办的。浪淘石文学社总对后来的社员们说我曾经是这个社的成员；这是讹传。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浪淘石文学社；因为他们成立时我已经快毕业了。
记：当时武汉大学最主要的或者用现在的语言就是最有人气的学生社团有哪些？
这些社团集中在艺术性质的社团；还是文学性质、科技性质、学生会；还是其他的？
方方：我在学校并不是活跃分子；我只是因为班上女生少（我们年级60人；只有6个女生）；鉴于活动要男女搭配；我不得不参加年级的一些活动；仅此而已。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学校有些什么社团。只记得当时有一个多学科研究会。很活跃；还有作家为它写过报告文学。多学科研究会有几个人曾经举办过一次演讲；我也慕名去听了。演讲的水平不高；没讲出什么东西；但有许多惊人之语；给人华而不实感。记得当时场面非常搞笑。演讲的同学都是学校著名的现代派。现在想来其实这样的演讲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展示了一种朝气。水平不高没关系；做秀也好；表演也好；只要能形成一种冲力；这种冲力可以打破学校沉闷的死板的学术气氛；所以也是非常好的。
记：您以及您的同学平时关注最多的是哪一类的事物（除了学习）？比如时政、感情、文学、流行……你们为什么对这一类事物投以目光呢？
方方：我们因为文革耽误了十年学习时间；我们大多同学都是来自工厂或农村；应届生有一些；但不多。最大的同学三十出头；最小的同学十五岁。因为被耽误的时间太长；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我们几乎全副精力都花在学习上。当时学校的条件也不是太好；教材许多都是油印的；带着强烈的文革色彩。几乎是边学边批判。学校的阅览室也比较小；我们每天晚上想到阅览室学习都得早早去排队占座位。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经历得多；对时政有一种天然的关注。忧国忧民之心人人皆有。同时因为我们是学文学的；对文坛和作家的事也是格外关注的。文坛有什么新作家出现；或有什么新作问世；我们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而且我们的读书量很大；经典作品；人人都读过；有的甚至不止一遍。不像现在的学生；不读原著。应该说；读原著和读节选以及看电视；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的学习氛围真是非常好。大家对流行的东西似乎不太关注；何况也没什么更多流行的东西；除了流行歌曲外。而对低俗庸俗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至于感情方面；真是没有什么人谈恋爱（或许会有一些地下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虽然我们的年龄比现在的大学生更应该谈恋爱。顺便说一句；当时中文系里的书记开大会明确指出；三十岁以下的同学不准谈恋爱。这个规定；耽误了多少人的婚事；也错过了多少姻缘。以至我们年级大多数人在学校都没有找到对象。
记：您的感觉里；相比现在的大学生；80年代的你们是否更容易感动呢？这种感动可以是心怀幽思；可以是义愤填膺；可以是欣喜若狂……
方方：我对现在的大学生不太了解。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其实我们要理性得多。至少我们不会盲目地跟潮流；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不是长在流行的文化和流行的传媒上。当然；我们和现在的大学生成长的背景太不一样。我们上大学时已经有一种成年人的感觉；而现在大学生的心态却很“儿童化”。看看大学生的读书趣味以及疯狂追星的状态就知道。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想这可能是国家的教育思想有所变化。我们上大学时；因为整个社会大学生极其稀少；所以我们接受的是精英式教育的思想。到处都强调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是未来的栋梁；是人才。而现在的大学采取的是普及性教育。你大学毕业了；你也就是社会的普通一员。你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你找到了工作；又失业了；也是正常的。你已经跟精英和人才无关。你要想成为精英或人才；你得到社会上打拼一番；亮出你的本事来才行。这就是差异；也是现实。再有；当时的生源和现在的生源也大不相同。我们是从文革十届初、高中生之中招收而来的（据说我们那届学生全国总共就只有24万人；而现在光一个湖北一年就有18万大学生）。能在几百万人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学；本来就是人尖子；就是精英；学生总体素质与现在的当然不同。不是吹牛；我的同学中；随便挑一个人出来；都非常有水平。文章更是写得漂亮；照我看；比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家都写得漂亮。
记：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会利用闲暇做兼职；有时不光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赚取经验。当时你们存在这样的情况吗？或者说；您在大学里是比较倾向于社会；还是比较倾向于校园？像您这样的情况在您的同学中多吗？
方方：我们上大学时；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记得我们寝室六个同学；除了吃饭时说几句话；平常都在埋头读书。如果有人说了话；就会有另外一个同学说；学习时间；不要讲话。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读了四年的书。我们年级直到毕业前才办了一个摄影社；为同学冲洗照片；但冲洗费也是年级的公款；此外还办过一个文学讲习班；面向社会招了500多名学员。这个讲习班也让我们年级大出了一把风头；所谓名利双收。一是《湖北日报》为此在三天之中发了两个头条。二是讲习班所收的学费也不老少；所有款项全部充公。购买了一套刚出版的《辞海》缩印本60套（定价20多元）全年级人手一套；作为毕业纪念品。我从来没有听说某个同学自己到外面去赚钱的。当然时代不同；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这里面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只是适宜不适宜时代的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学费住宿全免；伙食也不算贵。家庭困难的同学除了免费吃饭外；还发助学金。所以也不必要到外面去赚生活费用。我的同学都非常优秀；虽然他们都没有当作家；但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人。我们彼此间的关系特别亲密；可是说是亲如兄弟姊妹。我们经常聚会。一个人有困难；每个同学都会伸出援手来帮助。我真感谢武大给了我这么多这么好的兄弟姊妹。只有同他们在一起时；才会觉得世界真的是很美好。
记：当时；大学生的（标准）装束是怎样的？
方方：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装束；大多的人都非常非常简朴；并且相对保守。记得我大学四年；从来就没有穿过裙子。那时也不以穿名牌为荣——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名牌。话说回来；人如果洒脱；穿什么都是洒脱的。当年中文系七七级的张桦和张安东同学；总是穿件旧军大衣来来去去；脚上也是蹬双布鞋；可是我们都觉得他们特别潇洒。人如果不洒脱；纵是一身名牌；也给人一副猥猥琐琐营营苟苟的样子。我个人以为；搞文学的人；特别是学生；穿得一身光鲜的样子；会让人觉得很搞笑。通常情况；我们一看哪个人一本正经穿名牌；就会嘲笑说这家伙肯定写不出东西来。
记：你们是否有聚餐一说？如果有；大都因为什么聚餐呢？聚餐地点一般在什么地方；食堂还是外边的餐馆？聚餐时会谈论什么话题呢？谈论到未来的话；你们会有一些怎样的理想？你们心目中的“偶像”是谁？
方方：聚餐是很少的。最大的聚餐是在宿舍的走廊里用煤油炉和电炉炒几个小菜；叫上同学尝尝；就是这样的事；也不多。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的大学生那样如此热衷于为餐馆事业作贡献。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我们那时都没钱。以我而言；吃的是甲等助学金；每月三元钱；每周回家一次；共用去两元四；口袋里只剩六毛钱；拿到现在吃半碗热干面都不够。既不聚餐；也就没有什么聚餐话题。我似乎也没有听到过谁心目中有什么偶像（或许会有人有的）；如果有；鲁迅大概算一个。我们尤其没有演艺界的偶像；我们不追逐流行文化。当时背景就是把我们这些人摆在精英教育的位置上；自然而然；我们对雅文化、对有思想有深度的东西更有兴趣。这拨人的兴趣至今仍然如此。
记：正如现在大学生习惯说“郁闷”；你们当时喜欢把哪个词挂在嘴边呢？
方方：我们的大学时代；基本上是激情迸发的年代；没有郁闷这一说。也不记得哪些词常常挂在嘴边。我们当年没有现在这样注重形式。唯一有印象的是；我们希望国家能再开放一些；不要太左。我们在学校的一切事情都围绕着学习；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就是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得抓紧时间；得好好学习；以便毕业后更好地为祖国作贡献。这个想法真的是很一致的。不过；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我们也有我们的弱项；那就是我们因为受时代影响的缘故；思想行为还是相对保守了一点。我们缺少现在大学生勇于创新、勇于设计自己并努力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精神。与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显得老气横秋了一点；也畏手畏脚了一点。当然；那时我们的选择机会也少得多；基本上是国家把我们分配在哪里；我们大多就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干下去。像现在的大学生；三十几岁便创立宏大基业；领导一代潮流的事；我们这一代人中；基本上还是很少很少的。
记：您的大学生活和您之前对大学生活的憧憬距离大吗？如果有距离；是什么方面的距离？
方方：不是很大。正是我想象和我喜欢的那种。记得当时唯一觉得不满的是总觉得有些任课老师的水平太低；而高水平的老师太少了。现在想来；当时的老师水平还是不错的；对学生的学业非常负责；师德也好；相比现在；他们应该都是好老师。
记：您当时经常听什么样的讲座？谁是您和您的同学眼里的“明星教师”；他的主讲课程是什么？
方方：我们当时的讲座并不是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明星教师”这一提法。只有相对教得好一些的老师。当时比较受同学喜欢的老师；我记得有教古代文学史的蔡守湘老师。蔡老师是湖南人；语言极难懂；但蔡老师有学问；讲课资料丰富扎实；讲得很好；虽然大家听起来觉得很累；却仍然公认他是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喜欢的老师之一。还有李敬一老师的诗词课。李老师当时年轻；人也长得帅；口才又好；所以；他的课也大受欢迎。再就是给我们讲宋词的胡国瑞先生；胡先生讲到他喜欢的词时；一脸得意；神采飞扬；令我们这些人听得心驰神往。还有罗立乾先生、何国瑞先生、易竹贤先生、陆耀东先生等；也都很有意思。有个讲现代汉语的刘老师；我只记得他的样子；却忘了他叫什么；他讲课充满了幽默感；常让我们大笑出声。虽然当时也有些老师的课讲得不怎么样；但他们在我们的回忆里；同样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不过；得说一句实在的话；教我们的老师中；大师还是少了一点；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记：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兴起和纸质（书面）文学的冷清这种反差的现象？它们的前景如何？
方方：我一直觉得科技的发展；纸质类迟早要退出舞台；就像当年竹简和布帛退出舞台沦为文物一样。纸都退了；纸质文学当然无处安身。但这好像还不是一下子的事。从出版发行的码洋来看；纸质书籍还远未达到“清冷”的境界。而网络的兴起；也未到它最火热的时候。未来的趋势有着如何的走向；我无法预料。难保哪天不又冒出一个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新科技；一下子把网络又干掉了。
记：您怎样评价少年作家的写作和日趋低龄化的现象？
方方：教育出了问题；再加上商家的炒作；导致小孩子们如此这般。回过头来说；中国十几亿人；出来写作的小孩子也只那么多；问题不大。他们喜欢；他们热爱；就应该让他们去写；总比他们去干别的一些不良事情要更好。当然有些小孩子写作是为了出一本书；可以特招；这也可以理解。谁让现在的教育如此摧残人呢？能跑出来一个；你还不让他跑出来？何况；他们也会成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怎样坚持自己的艺术操守和提升自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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