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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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
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为他列队送行，两军对垒。“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来。乔希望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的怀里大哭起来。”
邪教就是这样，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温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变脸，极其危险。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
第一次阳光明媚，他们遇到了鲜花、笑语，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15〕
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但是”酿成了悲剧？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
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声调“迟疑”，神情“绝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经过这场惊吓，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曾被当作二十世纪两大精神痴迷症之一的斯德哥尔摩症今天得到了“平反”。据统计（西方），人质劫持案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可以大大降低人质的死亡率。今天警方的认识是：虽然斯德哥尔摩症干扰了解救工作，然而为人质安全计，还是应创造条件尽量鼓励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毕竟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应对人民加强进行珍惜生命的教育。
注释：
〔1〕〔2〕〔3〕以下加引号叙述斯德哥尔摩症状事例的文字选自1985年《现代世界警察》之《人质谈判》（拉斯·普林斯著，原载美国《警察》）。
〔4〕（英）克里斯多弗·多布森著：《卡洛斯帮——国际恐怖组织内幕》，常雅茹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5〕以下综述内容取材于2003年第7期《八小时之外》，邢军文的《少女和罪犯“商量”死亡》，加引号字句出自原文。
〔6〕见2003年5月26日《人民公安报》刘书新文。
〔7〕1987年7月6日《参考消息》：《苏正抹去斯大林留下的消极影响》。
〔8〕1987年12月3日《参考消息》：《苏学者说：1937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是伪造的》。
〔9〕（苏）托洛茨基著：《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译者前言”，第7～8页。
〔10〕有关弗连克尔题材选自《古拉格群岛》、《斯大林前后》。
〔11〕〔12〕〔13〕（俄）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中册），第68、69、127页。
〔14〕以下综述内容取材自1985年《法制日报》连载《CCP内幕》（张曦明编译）。
〔15〕以下综述内容取材自《人民圣殿教内幕》、《桃源梦》。（墨西哥）大卫·巴特尔著：《人民圣殿教内幕》，郑畅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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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泳
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这一时期，随着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不断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步开阔，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新评价，引发了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认识，在思想史、科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由这些研究所带动的相关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这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历程，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想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来推进我们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最早是何家栋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何先生说：“‘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与顾准年龄相仿的胡乔木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是他的作用被毛泽东、邓小平的身影所遮盖，非圈内人不得而知。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几岁的差异。”
智：近年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对于“一二·九”知识分子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来完成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足够的丰富性。尽管这一群体最后的思想倾向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他们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谢：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件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历史的完全真相。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说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为基础，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高：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丁：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主要在抗战期间和以后形成，而且那基本上是以一个学术为主的群体，到了四十年代，他们中的优秀者像杨振宁、李政道、杨联陞、邹谠、何柄棣他们，当然就有了留学的可能。“一二·九”知识分子却不同。他们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起来救亡的，国家都快要亡了，还谈什么留学，就这一点而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很感人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当年那些思想倾向居中的学生中，还是有一些在运动之后去外国留学了。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就说过运动之后，蒋梦麟虽然开除了一些学生，但暗中又给那些人送了一些钱，好多人就是拿了那笔钱去留学的。还有参加“一二·九”的一些学生，最后是去了西南联大，像王瑶。当然“一二·九”的领导人物，如黄敬、蒋南翔、姚依林、杨述、李昌和韦君宜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留学的经历了，因为他们走上了通向延安的道路。“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