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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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一套外来的言语方式，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说话。我感觉这已几乎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去年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峡一带徒步旅行，最后一天来到白帝城，在赤甲城上坐下歇息的时候，望着瞿塘峡随天际而去的滔滔江水，想到峡壁上抗日将军的大红刻字，连同一路看过的屈原祠、张飞庙、大溪文化遗址等，马上就将统统沉入水底而成为往物，那一刻，我再次重重地陷入了无话可说。我们就是这样在对待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这也一直影响到了最近我在上海开会的情绪，邀请与会的许纪霖老师含蓄地说，在会议场合缄言的人，是“沉默的傲慢”——不巧我也是惜言如金中的一个。我是生来口拙、很不擅长用语言来表达想法，二来也是感觉说不出什么，只要是说出来的，就可能会是错话，会言不及义。所有关于公平、正义、自由的说辞，我越来越觉得它们都有些“异己”，与我们的生活好像不太相干，我故此难以对它们说出个所以然，只能不说。不说，也是因为我不断加深地意识到：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一块乡土，它自身本来就有一个对于自己的言说，它一直在无声地存在着，期待着我们用心去感受。
　　（（美）保罗·S·芮恩施著：《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黄仁宇著：《黄河青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　周　宁
　　在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惧开始，到莫名的恐惧结束。
　　一
　　美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虚构了一篇中国报道。事发之后，被老板炒了鱿鱼。莱斯的《中国阴影》就从这件事说起。他认为这位记者实在冤枉，即使他老老实实去了中国采访，又能看到什么呢？什么真实可靠、新鲜独特的东西都看不到。莱斯说，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于是，一批批的西方记者被请进来，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又被送出去，他们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去又说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都是谎言！〔1〕
　　莱斯1955年曾经访问中国，七十年代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到中国。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总是被隔离的，但是时间久了，他还是能够发现问题。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行为，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破坏。中国人目前生活在一种文化空洞中。全国只有四至五部小说，五至六部样板戏，七至八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而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2〕
　　《中国阴影》是一部标志性的、扭转潮流的著作。莱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完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邪恶中国形象的继续。似乎那个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从来就没有改变，只是一度从西方视野中消失了，或者被涂上一层明丽的色彩掩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反而将其极权特征发挥到极端。
　　《中国阴影》又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
　　一本书是否畅销，往往并不决定于该书是否具有独到的发现或独创的观点，而在于该书恰入其时、恰在其地、恰对其人地问世，所谓时势造英雄。仔细阅读《中国阴影》，从书名到内容，均无多少新见。《中国阴影》中谈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在五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与同时代的报道中都出现过。而莱斯一再强调的中国官方的对西方旅行者严密的控制与精心策划的“蒙蔽与欺骗”，在西方也不是新发现。1956年美国医生A。M·丹莱普（A。M。Dunlap）出版他颇有影响的《竹帘之后》〔3〕，就试图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揭露被中国精心掩盖的某些“残酷的事实”。罗伯特·吉兰也谈到过隔在他与中国人之间的“竹帘”，他说自己在中国采访，一切都是中国官方安排好的。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沿用了丹莱普的比喻，他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4〕。
　　《中国阴影》既无多少新视角，又无多少新内容，它之所以能够畅销，并改变人们关于中国的印象，那是因为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推到极端，越来越好的与越来越多的消息，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我们以接受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文本与大众的接受期待视野是互相创造的，而所谓的中国形象，就产生于文本与大众期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其间并非没有负面报道。随尼克松一同访华达八十七人之多的庞大的新闻代表团中，包括许多老中国通，其中就有著名的专栏作家、著名的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与西奥多尔·H·怀特（Theodore　H。White）。在随后美国媒体掀起的“中国风暴”中，这两个人的观点与报道内容就完全相反。怀特做的报道，如著名的“成就总统”系列，多是正面的。他报道红色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高贵纯朴、勤劳奉献、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国。怀特的报道影响广泛。而他的同伴巴克利就不那么幸运。巴克利与怀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报道“新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人的奴役，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最恶劣的极权国家。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说法。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五十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5〕。巴克利的报道受冷落是因为他不合时宜。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报道或一般文化作品，都是大众趣味的消费品，只有那些迎合、实现这种趣味或表面奉迎暗中引导大众趣味的文化产品，才能被广泛接受。五年以后，美化中国的新潮达到高峰后迅速下落，人们开始注意那些“带回坏消息的人”，也开始听他们的话。《中国阴影》可谓是应运而生，因时而红。现在有人愿意听中国的坏话了，而且也发现，《中国阴影》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而且愿意相信的东西。
　　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七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开始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后一个中国再次取代前一个中国。
　　二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初那场饥荒的消息当时就传到西方，相应的报道除了在美国外，其他地方很少引起注意。当时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好转”的时候，有关中国的反面消息，大多令人将信将疑。而且很快就有人出面证明，相关报道夸大了事实，像费利克斯·格林或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名人都声明，在中国自然灾害的确存在，但没有人挨饿。这场灾荒恰好成为红色中国政权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的注脚。政府有效组织的救灾活动使大灾之年没有饥民！随着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逐渐确立，关于那场饥荒的不幸消息，也就被掩盖淡忘了。1976年5月，著名的《世界观察》杂志发表了伦敦夫妇的长文《另一个中国》，令人震惊。该文第一部分：“饥饿：三面死亡红旗”，通过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接受采访者的口述，证明1960～1962年间确实存在着可怕的饥荒，而且这场饥荒在中国不仅被人为地造成，又被人为地掩盖。文章开篇道：“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相，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这个国家“饥荒大行其道”，“乞丐从北方流向南方”，“三年之内有五千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不仅这种灾难是事实，造成这种灾难的是乌托邦式“大跃进”政策，也是事实。三年灾害，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狂热的三面红旗，实际上是“三面死亡红旗”〔6〕。伦敦夫妇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思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称“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中国？”为什么总误解，为什么总是受蒙蔽，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伦敦夫妇说西方的中国研究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歧路重重，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时刻，事实上，在上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开始描绘一个被阴影笼罩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与另外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描绘的过程本身也像是精神分裂。这两种形象是如此强烈地不可融合……”
　　伦敦夫妇此文发表，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又一次转折的关口。他们希望从此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避免精神分裂，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分析判断上。首先，眼见并不为实，其次，所有的资料必须经过对证、分析……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题。它开始于七十年代后期西方对左翼思潮的反思与中国打倒“四人帮”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结束于198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被另一个更“骇人听闻的事件”取代了。
　　1980年，三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度来到中国参观、工作，并且热情赞美过“文化大革命”的法国知识分子，联合出版了他们的著作《重返中国》〔7〕。在这部书里，他们想检讨第一次旅行是如何被“中国幻象”与法国的左翼思潮“蒙蔽”的，揭示“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真相”。中国并不像西方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工人、农民在矿井田头、广场公园可以广泛地讨论国家大事，他们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组织监督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都不是真的。就像西方人经常看到的照片上中国人民脸上洋溢的幸福与自信的表情不是真的一样。
　　布洛耶尔（Claudie　Broyelle、Jacques　Broyelle）他们的看法与伦敦夫妇相同，认为中国事物，眼见并不为实。真实的中国，令你震惊、困惑。三位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独特、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一个红色帝国分成无数个单位，由一条红线串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组织体系。单位不仅组织人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控制人民的生活。它为员工提供住房甚至家具，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没有“单位”的同意，你不能旅行，不能迁居，也不能定居，不能结婚，结婚之后不能生孩子，生孩子也不能使孩子受教育……三位法国人描述的“真实的中国”，令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笔下可怕怪诞的世界。“真实”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它显得竟是像虚构一样！
　　在西方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近十亿人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鼓动下爆发了一阵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坏症，千年文明遗产毁于一炬，千百万人生命碾作泥泞，革命过后，偌大的国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荒芜一片。英国电视系列专题片《龙心》（The
　　Heart　of　Dragon）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革”的“破坏”行为，在西方广为流传。现代传媒的影像冲击力是巨大的，而且同类节目远不止此一部，电影《末代皇帝》最后的镜头结束在可怕的“文革”场景，给人留下深远的想象空间。另外，还有历史学家、汉学家的研究，新闻报道与文学艺术作品，如罗杰·嘉赛德（Roger
　　Garside）的《复活：毛后的中国》、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梁恒夫妇的《革命之子》，都有广泛的影响。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与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同一个中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些人的事，无法分别开来。麦克拉斯在总结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时指出，尽管总体来说是肯定的，但“文革”的阴影始终无法摆脱〔8〕。实际上麦克拉斯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文化大革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劣影响是滞后的，主要发生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西方有关中国最畅销的书、最流行的故事，不是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而是刚过去的“文革”。他们关注与想象的中国，是“文革”与后“文革”的中国。即使是正面形象，也多以对经历过“文革”巨大苦难的中国的同情为背景。
　　中国开放了，“长城”与“竹帘”似乎都被拆除，1986年，英国著名的游记作家考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开始了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中国行。他说：“五年前，要进入这个国家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几乎整个国家都可以让旅行者自行深入其中。超过两百五十个城市和地区突然开放，穿梭其间的火车、轮船和汽车，为你提供了各种消失于这片未开化的土地上的方式……”〔9〕萨布伦所说的“未开化”具有多重含义，包括未被发现的、半野蛮的神秘丑陋的内容等。他的游记《大墙之内》出版于1987年，成为一时的畅销书，BBC广播电台曾经连播过整部游记。这是又一部从书名到内容都无甚新奇的畅销书。再者，格莱姆·佩克（Graham
　　Peck）写过《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