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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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整部游记。这是又一部从书名到内容都无甚新奇的畅销书。再者，格莱姆·佩克（Graham
Peck）写过《穿过中国的大墙》（Through China's Wall； 1940），斯塔奇的那部游记就叫《大墙之内的国土》。此外西方以大墙（长城）为名写中国的书，就笔者所知，至少还有十种之多，《大墙之内》的内容，也并无新奇之处，至多只是在写作风格上更富于文学色彩。《大墙之内》之所以畅销，完全是因为它代表着并满足于西方当时大众对中国的想象，一个试图挣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但又陷入新的混乱，一个不断变革但又永远无法摆脱其噩梦般历史与种族宿命的国家。
如果我们还记得像波伏娃的《长征》、麦克兰妮的《无远而不可及》或莱斯的《中国阴影》等著作一开始对自己的中国想象背景的追述，我们就知道萨布伦的“创造”恰在于他无所创造地熟练运用了某种游记的写作惯例。他说自己孩童时代的中国想象就是“充满矛盾和扭曲的”。一方面是充满朦胧芳香与秀色的异国情调，另一面是可怕的中国暴行。但不管怎样，“中国人毕竟是些发育迟缓、皮肤焦黄、彼此相像的民族。众多的人口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麻木无个性。他们甚至不能是完全的人”。如果这只是萨布伦在来中国之前从西方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离奇并充满蔑视与恶意的想象，尚可以理解，那么不可理解的是，萨布伦在中国现实中旅行的见闻，恰恰不是在否定或修改他的想象，而且进一步证明他的想象，开放的中国使他可以进入中国各个地方，接触各种人，这是当年抱怨竹帘或铁幕的西方旅行者所难以期望的。他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城市，到过胡同、饭馆、澡堂、商店，接触过男女老少各类人等。对他来说，中国人不是毫无个性的洪水般浓雾般的肉团一样的人群，就是丑陋刻板、面无表情或面有饥色、体格疲弱扭曲的个人：他们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来来往往。所有的人都长得同一个模样，拥有一个身份和一种意志。
萨布伦看到的中国的人群，依旧是吉兰看到的蓝蚂蚁与美国大兵在朝鲜战场看到的黄色大潮。他的旅行不是去发现中国的新内容，而是重复证明西方关于中国的旧想象。中国人或者是可能酿成“黄祸”的麻木冷漠、毫无个性的千人一面的人群，所谓“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或者就是面黄肌瘦、形容丑陋的个人。
萨布伦说中国人带着历史的宿命生活，而萨布伦自己，则带着历史的成见旅行。他1986年在中国的所有见闻，似乎都在努力证实1786年、1886年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那是一个未开化的、残忍的、混乱的国家，一个没有个性甚至没有多少人性的冷漠麻木、堕落贪婪的民族。那里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可怕而离奇的事。到北京，他便想到帝国的权威、神秘与恐怖，到上海，他又感到某种对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怀恋之情和朦胧的负疚感。广州也是一个西方人熟悉的城市。当年十三行的洋人们在西方散布的种种关于“中国佬”的陋习怪俗，牢牢地刻在萨布伦的记忆中，选择并组织他在广州的“见闻”。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广州人吞蛇食鼠，烹猫炖狗。他说：“在广州城的美食中，凡是可食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对待其周围环境时冷酷无情。每种动物身体的每个部分——猪肠猪肚，山猫的乳房，整只的竹鼠及蝾螈——皆被当作佳肴美味送进嘴里……在这里，几乎每种动物都处于被吃的危险之中。”
《大墙之内》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得力于它满足了西方传统中关于中国的各种想象，从十八世纪的专制帝国，十九世纪的可笑的中国佬与“黄祸”到二十世纪的“红祸”、“文化大革命”，也得力于萨布伦出色的文学才华。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之后来到中国，最大的希望是搜寻这“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对人类历史上惊人的苦难——“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所以他每到一处，每遇到一个人，谈话的内容都是“文化大革命”。但令他失望的是，许多人已经淡忘，或者态度超然；有些人表现激愤，却因为缺乏必要的反思而显得浅薄狂躁。而最令他不可思议和失望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动荡与苦难之后，1986年的中国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改革开放，在萨布伦的眼里，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而是推回传统。二十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萨布伦感觉自己就像在二十世纪初，他又回到那个肮脏混乱残忍堕落的中国人群中。夜晚，萨布伦在广州公园里昏黄的灯光下，听艺人说书，在剧场里看演古装戏，当身边坐的老太太将剥落的花生壳丢在他膝盖上时，他感觉到，在中国，“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
从“文化大革命”到历代皇朝，萨布伦只在现实中寻找过去，因为在他旅行的视野中，中国是一个永远没有进步、永远生活在过去的停滞的帝国。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实是中国在走出“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却走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使中国进入历史中的新时期，而萨布伦却在“新时期”里发现“旧中国”。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旅行者都像他那样，被东方主义想象中的历史冤魂追逐着。还有人在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似乎复活了他们的另一种旧梦：市场化神话与基督教民主化神话。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活了古老的“中国市场”神话，十亿中国人都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奇迹！法国的一则香烟广告设计得很有意思。一大片穿着清一色毛式服装的中国人，正朝一个方向挥舞着手上的法国香烟盒，看上去像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则广告幽默典型地表现了西方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改变。笔者九十年代后期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一则创意基本一样的电视广告，同样是一片中国人，以同样的姿势挥舞着方便面盒，画面配音是“中国革命”。随着中西贸易的增加，西方企业进入中国，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正面报道，在西方也逐渐增多。其次是中国的改革复活了普世民主政治与普世基督教的神话。西方许多报道都乐观地估计，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路线”，很快将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最终抛弃共产主义盟友的国家，认为，冷战将以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致命一击而结束。这时候，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传教士”又借着教英语、传播科技、慈善事业这类四个世纪以前耶稣会士已经使用过的方法，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而西方人也的确欣喜但也不无怀疑与忧虑地期望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基督教国家。再次是邓小平两度（1979，1986）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新闻人物，上了该杂志的封面。该刊专题报道中说：“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开通了可能的潜在的贸易道路，也铺展了世界政治的视野……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10〕
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在西方赢得期望中的那么多好感，甚至不如六十年代、七十代初在西欧北美的中国形象美好。一个封闭的中国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可能极好也可能极坏，因为想象与猜测的因素太多了，容易极端化。开放的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形象，可能过于复杂，但未必就没有想象虚构与极端化的可能。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个摇摆过渡的时代，一方面它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某种在西方人看来的“资本主义的曙色”。麦克拉斯在写于九十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就说：“八十年代尽管绝对反面的中国形象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公众意见大多支持肯定的中国形象。”〔11〕
在西方视野中，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黑暗将退未退，光明若有若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确定的、压迫人的阴霾，而“资本主义的曙色”却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我们注意到，《时代》杂志的专题文章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态度，文章的标题为《一个新中国的展望》。该文讲到“文化大革命”时，用词总是非常确切的，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前景时，却将信将疑，保留甚至多于肯定，诸如Relative、Potentially
Lucrative、Sometimes looks suspiciously like（相对的，具有潜在可能的，有时看上去像是但又令人生疑的）。莫舍尔的《被误解的中国》一书在整体上对中国是否定的。他将八十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归结为四个方面，其意义主要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灾难。‘文革’与人口过剩，将使中国难以摆脱贫困。目前的中国政府不再是毛泽东式的极权政府，它放松了控制，是一种集权主义政府。中国出现的渐进的民主化前景是好的。目前的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终将导致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美国不仅应该像支持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支持它，而且支持的力度还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着一个巨大的具有重要潜力的市场。中国是地缘政治游戏的重要角色，对华盛顿制衡莫斯科具有重要意义。”〔12〕
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给美国某种二十年代的感觉，使“恩抚主义”情结有所复活。他们同情中国过去的苦难（主要是“文革”），谅解中国目前的混乱，希望中国有可能“好转”，并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与西式民主政治最终可以拯救中国。他们曾经“恩抚”过中国，但五十年代由于中国的“背叛”，他们“丢失”了中国，如今他们又回来了。尽管心有余悸，他们依旧感觉自己站在资本主义道路辉煌的终结点上，远望着中国政府带着它庞大的十亿人口迟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惊喜，有时甚至忘记了历史给他们自己的那些教训。他们总是错看了中国，追悔恼怒，又重蹈覆辙。于是，又有人用“美好新世界”的笔调描绘改革开放的中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中国的经济特区当作“新体制的试验”：它“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工业区的角色，它将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域产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以及经济上的深远影响”，“如果考虑到中国在现代城市规划、建筑和建设经验上的不足，深圳的发展可谓是令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深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他们才华横溢，向往高薪和良好的工作环境……”〔13〕七十年代参观大寨的西方人，现在去参观深圳了，这一次没有“竹帘”或“铁幕”，难道还会受骗吗？
《中国觉醒了》是九十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最畅销的几本书之一。像所有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样，它与大众的中国形象的关系是，它既创造了大众的中国形象又表现了大众期待中并感受到的中国形象。例如，纪思道与伍洁芳的著作再次使用了一个套语式的标题：“中国觉醒了”，从二十世纪初的丁韪良，二十世纪中的罗伯特·吉兰、费利洛斯·格林等最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作者，都用过类似的书名〔14〕，其共同的来源是拿破仑皇帝的那个咒语：“中国觉醒了，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纪思道与伍洁芳还像当年的吉兰那样，在书的扉页上作为题记引用了这句话。“中国觉醒”的套语从其来源处，就包含着某种令人恐怖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含义〔15〕。纪思道也直言不讳，称自己一直是写关于中国的恐怖故事（China
horror Stories）的。他与他妻子伍洁芳，现在的合著者最初相识，还是因为她“出于职业关心地喜听他关于中国恐怖故事”〔16〕。
纪思道说，他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了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他感觉自己像艾丽斯一样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那里是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伍洁芳是华裔，她说自己从小记忆中的中国是一个梦中的土地，是大洋彼岸，美丽的彩虹下，富饶广阔、文明悠久辉煌的国家，但真正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是压迫与死亡之地，是一个枷锁中的社会。”户口、档案、单位、关系将所有的人锁定在极权体系中。她说，她到中国的感觉就像穿越一万英里的路程去看望远亲：“发现他们住在行将倒塌的房子里，往地板上吐痰，虐待自己的孩子，同时还诅咒你来看他们为什么不帮他们打孩子……”〔17〕表面上看，这种程式化的游记叙事模式（在波伏娃、吉兰、格林、萨布伦等我们引述过的代表性的中国形象文本中，都存在这一叙述程式）的意义在于，表示他们旅行的新发现改变了他们的旧看法或记忆。实际上所谓的新发现，不过是确认另一种旧看法或记忆。《中国觉醒了》从书名到内容，都在重新确认一种程式化的、套语化了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在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结束八十年代遗留下的中国形象的某种分歧，以一系列的“中国恐怖故事”将种种特征统一到邪恶化中国形象的基点上来。
财富与罪恶一同增长，八十年代末西方完成了政治邪恶的中国形象，却留下经济发展的一线光明。九十年代中期，以《中国觉醒了》为代表的一种舆论势力，逐渐将中国形象中这一线残存的光明也剔除了：“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它将创下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研究表明，以购买力衡量经济规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日本……总之，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十二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18〕
最后这句话对美国人的想象，具有致命的影响。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本土惟一一次受到侵略性打击的，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许多美国人如今将9·11事件当作美国本土受到的第二次攻击，经常将其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纪思道的“警世之言”深远的暗示意义，恰在于“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毁誉参半，一方面强调所谓中国的罪恶，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一旦表现为国际敌对势力的竞争，就可能成为威胁。而恰恰是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政治道德的邪恶形象统一到一个否定性的基点上。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尤其在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正反两面性，它只有一面，即邪恶的威胁！
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进步的看法仍是肯定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曾经赞颂过这种经济奇迹，八十年代尽管失去了那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