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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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无疑是多元权力的核心。当鲁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审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时，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绝望之中。虽然他呼唤先觉战士的产生，自己却是后知后觉，所以不断有着蒙受“革命”的威吓和欺骗的记录，但也因此得以确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事实可以校正真理。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将无权者分成奴隶与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于自我，是个人性的，即使介入斗争的集体，也常常与组织——形成新的权力中心——相冲突。在他那里，权力总是呈强势的，控制的，压迫性的，尤其是国家的权力。为此，他决不希图通过国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权势者实现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属于社会而非国家的。这正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智囊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而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两个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扬个人自由与个体自治；其二，提出并实行以个人为起点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接纳了这两个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运动是这一激进思潮的产物。后来运动转向了，队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作新的聚合，这些都可以视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是，权力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鲁迅这个堂·吉诃德，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推进思想革命。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于目标过于远大，又是独立进行，故而这一革命看起来简直近于无效。学者指责鲁迅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倘从国家权力中心的观点——“国家的理性”——看问题，自然是不无理由的。
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但反对专制统治，而且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鞭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这就更难能可贵。
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突出的存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实证准确。
1984年，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鲁迅世界——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可以说就在真理、权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九十年代的空气很祥和，鲁迅的话题似乎颇吵闹；至今翻检旧作，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一处史实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删汰。而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见长进的根据，很教人汗颜的。
传记从写成到一版再版，深获李士非、岑桑、尚钧鹏诸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出版之后，又获不少专家与杂家的谬奖，尤其是辗转传来的一些无名青年的书信和电话，使我长怀感激而且不安。今年六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诚邀再版，除了认真修订，言辞的答谢实属多余。
是鲁迅把我和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个人的力量有如许伟大！
（林贤治著：《人间鲁迅》，安徽教育出版社将于2004年再版）
传媒自由与美国宪政制度
？ 袁传旭
传媒自由是检验自由制度的一面镜子。如果说，联邦制、三权分立和制衡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保证，那么，传媒自由则是美国宪政制度更为根本性的保障。在美国，大约有一千七百种日报，七千种以上的其他报纸，大约一万九千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九千多种杂志或定期出版物，四千三百多家电影制片厂和发行公司，一万多家电影院和大约一千三百家图书出版公司。传媒的巨大力量能与政府三大部门分庭抗礼，其咄咄逼人、无孔不入的攻势，将政府内部的运作方式与普通民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已成为巨大的政治透镜，使政治事务对每个公民不再遥远、陌生、神秘，犹如身临其境；它改变了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和从事竞选运动、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被认为是“位于实业界之后和联邦政府之前的第二号最有权力的政治机构”，成为权力制衡之外监督、制约政府和民主政治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称报纸为“民主的圣经，一本赖以决定其行为举止的书”。由于传媒过度的非难，很少有政界人士能幸免于不公平和不准确报道的伤害和凌辱，总统职位也不例外，受到残酷的损害。一位白宫助手说道：“他们毁掉每一位英雄，我们再也没有英雄了，我们不能使人相信英雄，因为传媒剥得他们赤身露体。”
（一）
传媒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与其受到以下基本原则或措施的保护分不开的。
一、言论自由是个人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生活或政治中的善恶、真伪作出判断，表述自己的观点，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为了防止这种个人的自然权利被人为侵犯，这种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第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德沃金把言论自由总结为“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的基本的和‘组织上’的特征”。他写到：“当政府颁布命令，声明它不能放任它的公民听从危险而大逆不道的蛊惑之言时，那么，政府是在侮辱公民，并否认他们的道德责任。没有一个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多数人——有权利认为我们不适合聆听和考虑某一观点从而取消我们的观点。”
为保护该项权利，最高法院确立了两项原则。第一，优先地位原则，即把保障言论自由置于宪法等级中或各种自由中最优先地位考虑。法官有保护言论自由权的特殊责任，并应对侵犯这些权利的法律持极大的怀疑态度。立法机构可任意试验和采用控制我们一般生活的各种方案，但当干预言论自由的时候，就干扰了政治程序的渠道。第二是政治言论的中心地位原则，即公众关心问题的言论应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中心，相较其他问题的言论，最高法院对关于公众政策和政治的言论应予以更大的宪法保护。
与传媒自由密切相关的是公民知情权。知情权是传媒自由的目的之一，传媒自由则是知情权的条件。知情权蕴含两层意思，既是指公民具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也是指政府有告知的义务。在此方面，美国颁布了许多保障法律。《信息自由法》对国家可以保密的那些种类的信息予以明确的规定，使记者和普通公民有权依法查阅政府文件和档案，只有极少数例外。该法还授权联邦法院判断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不予公开的文件是否有根据，限定政府依法在十天内对要求提供信息者作出答复。在美国各州都有知情权的法律，它包括三个基本部分：规定公众有权查阅政府记录，使隐瞒信息的政府官员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在法庭上强制实施这一公众的权利；某种资料可享受法律豁免。加利福利亚的《知情权法·序言》写道：“本州人民并没有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机构。人民在授权时，并没有授权他们的公仆决定人民适宜于了解何种情况。人民坚持有权了解实情，这样他们才可以对自己建立的机构保持控制。”各州的《公开会议法》规定：任何由委员会管理的政府机构，必须事先公开它的开会时间和地点；会议必须向公众公开，公众有权列席旁听；不得在会议之外从事公务活动（除某些情况例外）。国会的大多数会议都是公开举行，并通过电视被不加剪辑的完整报道；国会也要求多数联邦行政机构让公众参加顾问小组召开的各种听证会。
二、思想不容侵犯和“内容中立”原则。在美国，“不承认有错误思想这类事情”。这不仅符合人们思想有表达的自由，而且“为人们所憎恶的思想也有表达的自由”；政府无权因思想问题而处罚人，也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思想自由。他们确立了“内容中立”原则，即不可制定针对言论和出版内容的限制性法规，除非该法规的理据是中立的，而且政府能够证明，该法规是出于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之需要。或者说，对出版物的限制不能涉及内容，只可能针对出版方式或时间，一旦这种限制涉及内容就有可能被判定违宪。例如，可以制定禁止在电杆上张贴传单的法律，而如果制定禁止张贴批评政府的传单则绝对是违宪的。虽然萨达姆是美国价值观念的敌人，但美国三大广播网络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在美伊战争前晚间节目播出了对他的采访，并反驳白宫对其行为的指责。美国大法官杰克逊说：“如果在我国宪法星座中有恒星的话，那就是任何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不能规定在政治、爱国、宗教或其他问题的意见上什么是正统的……”任何群体都可以维护它愿意采取的任何立场：素食主义、女权主义、性别歧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黑人民族主义、白人优越论、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效忠美国。
他们严格区分言论和行动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人们因为所做的事予以惩罚是一回事，因为所说的话予以惩罚是另一回事。虽然在历史上国会曾通过《煽动叛乱法》，但很快就被摒弃。公民只要不付诸行动，甚至可以出版煽动暴力革命、武装推翻政府的刊物。他们信奉这样的思想：一个人可以批评当时的政府，反对其政策，促使其倒台，但仍然是忠于祖国的。最高法院也曾经在1951年同意史密斯法（煽动叛乱法）适用于共产党领袖——他们被指控密谋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但不久，最高法院就修改了它的裁决。最高法院判定，国会不得将仅仅以抽象原则鼓吹暴力推翻政府视为非法，除非被鼓吹者不仅仅相信某些事，而且受怂恿在当时或将来做了某些事；国会也不得立法禁止鼓吹使用武力，“除非这种鼓吹旨在挑起或制造眼前就要发生的非法行动，或很可能挑起或制造这种行动”。
三、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无隐私权。最高法院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公职人员或公众人物均不得对关于他们的任何报道以诽谤的名义索取赔偿，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这种报道不仅失实，而且是出于“真实的恶意”，证明被告在发表时已知报道失真或者对报道的真伪不计后果的疏忽大意；此外，即使发表粗暴无礼、显然失实与虚假报道和知名人士漫画，公众人物也不得索取精神损失费。
上述关于报道失实的“举证”不是要被告，而是要原告来完成，使被告在诉讼中受到有利的保护。因为要证明新闻媒介出于“真实的恶意”或疏忽大意而不计后果，是非常困难的，以致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至多赢得被告在媒体上声明报道失实。德沃金写道：这一规则解放了新闻界，使记者们在调查和报道新闻时无需“胆颤心惊”地担忧陪审团会抓住某些报道的失实和某些记者的失误（传媒出于正义但可能是错误地报道了政府或公职人员的行为）而判决赔偿原告，“使我国的新闻机构在保护民主制度的奋斗中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界都扮演着更为骁勇自信的角色”。
上述原则来自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判决意见，最高法院当时推翻了地方陪审团判决《纽约时报》对一个管理警察的市政府官员赔偿五十万元的赔偿案。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写到：“没有一个州有权以宪法为依据在诽谤案中以损害国家官员的名誉为理由给予其经济赔偿。”
四、新闻媒介被允许管理自己的事务，不受政府或少数人控制。法院一直注意保护新闻界发表消息的权利——不管消息是怎样获得的。它反对采取任何可能会威胁到新闻自由的行动，以保护新闻的独立性。虽然传媒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但在政治上却不负责任；虽然传媒报道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他们认为一份有倾向性的报纸胜过一份由政府控制的报纸。
此外，最高法院还采取下列原则保护传媒自由：事前约束，即在发表讲话、放映电影或出版报纸以前需要政府批准。在政府干涉表达思想的一切形式中，法官对发表前加以约束的做法最有疑虑。虽然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宣布一切形式的事前审查为违宪，但申明：“送交本法院处理的对表达思想的事前约束，‘极大可能’是违宪的……因此，政府负有证明实施此种约束的理由的重大责任。”最高法院真正批准事前约束的极少数例子涉及：军事司令官控制在军事基地散发材料的权力；中央情报局审查其特工或前特工发表文章的权力；中学学校当局对校内报纸以及“学校举办的其他表达思想活动中学生的言论方式与内容进行编辑管理的权利，只要校方的行动有理由认为与合法的教学总是有关”。最高法院也把“尼尔标准”作为“事前约束”的依据：传媒泄密到了像公布军队行动日期、人数和地点那样的程度，政府才有事前约束的合法理由。含糊其词，即如果一项法律“禁止或要求做某件事，而用语含糊其词，使具有一般智力的人不得不猜测其含意而采取不同的做法……”这种法律就是违宪的。凡是涉及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法律绝不能让执法者有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去歧视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这种法律也决不能含糊得使人不敢行使受保护的自由权。这种含糊其词、不着边际的法律对言论自由具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效应”。因此，最高法院砍掉了那些谴责“亵渎神圣的”电影或出版物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谴责它们“充斥大量喋血或色情的犯罪行为……以致成为煽动暴乱和腐化罪行的工具”。关于失之过宽。有关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法令不能定得太宽，以致把受保护的言论同不受保护的行动囊括无遗地列入禁止范围，例如，效忠宣誓使受保护的结社形式同非法活动一起受牵连。由于失之过宽法令的存在容易压制受保护的言论，该法令应被宣布违宪。关于最不激烈手段。即使为了达到某一重要目的，如果有其他方法处理问题，立法机构不应采用侵犯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法律。
（二）
传媒之所以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还在于传媒自身的动力。在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