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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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媒之所以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还在于传媒自身的动力。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传媒作为企业，自然要把利润作为追逐的目标，这促使传媒必须把自身利益与公众的需求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即传媒只有反映公众的心声、利益，只有真实可信，才能获得公众的青睐，从而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的是，传媒界普遍遵守对消息来源保密的行业道德规范，记者即使面临被判“藐视法庭罪”也不愿透露消息来源。因为传媒明白，如果不给消息来源保密，那么，他们将无法获得公众应该知道的一些消息，对企业生存来讲，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上述原则在美国社会也招致一些人批评和疑问，认为它使新闻界拥有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豁免权，从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虽然如此，上述原则还是毋庸置疑地受到保护，它基于以下理由：人类无法划一的不同的信仰、观念、生活方式，决定了言论自由必须受到保护。客观上讲，言论来自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往往是见仁见智，不能确定一个评判言论正确还是谬误、有益还是有害的客观标准。因此，任何人没有权力做言论是非善恶的仲裁者，只能由个人自己来评估，并只能让时间来检验其对错。传媒自由是实现民主政治、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手段。首先，言论自由是发现真理的手段。真理本质上产生于试错的过程之中，言论自由才能使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的社会，听到各种不同的、真实的声音，并据此才能从各种不同的言论中分辨真伪、是非，从而作出每个人自己的正确选择，或者对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拒绝被认为是错误或虚假信息的传播，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听（看）不到任何正确有用的信息，而这是自由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如密尔所称，真理来自于一个思想得到自由交流和辩论的“市场”。他在《论自由》里写到：“压制发表意见的极坏之处在于它剥夺人类……如果意见正确，就剥夺了把谬论变为真理的机会；如果意见错误，就失去了几乎同样大的好处，即通过同谬论交锋而使真理的概念更加明确，印象更加生动。”德沃金写道：“如果政治讨论是自由、放纵和无限制的，那么，政治运作更可能会发现真理并排除错误或产生善良的而非邪恶的政策。如麦迪逊所强调的：言论自由有助于保护人民自我统治的权利……言论自由从长远角度看对我们利多弊少。”
其次，传媒自由是监督、制约政府的手段。政府是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组织，但政府又极其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美国人对政府始终持有戒心。新闻自由使政务活动处于透明、公开状态，公民可以及时、充分地了解政务活动，从而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制约。如德沃金所言：“一个强健而自由的新闻机构是对官方掩饰报道的一种聪明的限制”；“新闻本身的灵活性和独特的范围以及主观能动性，可以发现和报道秘密的行政部门和不法行为。”传媒对政客和其代理人了解得很清楚，知道总统和其他政客常常说谎或操纵公民对问题的理解，对他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信心。因此，传媒强调，其与政府的冲突是一个自由社会所固有的，传媒有责任站出来发表意见，珍视自己的独立精神，扮演反对派角色。传媒倾向于“对联邦政府的工作表现定下一种普遍不满的调子，不论在职的总统是谁，也不管其政策的实质是什么”。传媒向来推崇揭露坏事的人，“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新闻”，官员奉公守法不是新闻，贪污腐败才是新闻。“他们宁愿从自由主义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公共利益集团那里获取材料，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最有说服力的是，没有一名记者因为写了有利于行政当局的报道而获得过普利策奖或其他有关媒介的奖赏。对此事实，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写道，“公民对政府实行批评之职责就像政府官员实行行政责任一样”；新闻自由代表着“国家郑重承诺的原则，即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健康的和公开的，这类辩论可以包括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激烈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毫不留情的严厉抨击”。传媒注意报道的平衡，当他们报道总统的讲话时，也将给反对党发言人，或者至少是持不同意见者安排一个等量的报道时间。
（三）
虽然传媒作为总统的主要对手，扮演了反对派角色，但美国总统还是对此表现了充分的尊重和谅解。《独立宣言》起草人、政治哲学家杰斐逊尽管在其任职期间曾经被报界所激怒，但还是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应该有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
相较掌握着强大财力、物力以及军队和司法的政府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传媒实际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政府或公众人物不仅能够掩盖其犯罪和渎职行为，而且会以诽谤罪扼杀新闻自由。特别是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真实性越大，诽谤罪越大”。如果媒介因为他们的失实报道而被判赔偿，最终必将关门破产，媒介将不再敢报道那些敏感、暴露但又不一定确凿的新闻，结果，人民将失去知道真相的机会，自由社会将失去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阀”。所以，德沃金说，新闻自由以“将新闻界的权力与政府和其他有权势的机构的权力相比较为基础的”。只有对新闻媒介的错误采取有限制性的赦免，才能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现代史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如果没有上述保障措施，美国的“水门事件”就不可能被传媒首先揭露，从而致使尼克松总统被国会弹劾下台。
传媒自由不可避免、也令人遗憾的会带来某些消极现象的发生。例如，选举中对对手的诋毁中伤，往往使被攻击者名誉扫地；前述的对政治人物的不公平言论；传媒对犯罪事实的报道，往往点燃公众情绪，给公平审判造成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动摇美国社会对新闻自由的信奉，他们清楚，这是自由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在实践中，虽然宪法不允许国会通过任何剥夺出版自由的法律，但正如前述；对出版自由的权利还是作了某种限制：对事前约束的极少数例外；公开发表可能引起暴乱的辱骂性种族歧视文章；国会授权总统建立密级分类制度，任何人泄露被确定为机密的信息就是犯罪。但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些对此类文章控制必须遵循的限制性原则：恶劣倾向原则；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即控制此类文章的法律不得应用于任一特定事件，除非政府证明；限制此类文章是避免迫在眉睫与严重的实际祸害所绝对必要，才容许定性为非法，限制出版发行。关于保密问题，在《纽约时报》等传媒关于一起五角大楼泄密案中，最高法院对维护新闻自由做了里程碑意义上的判决。大法官斯图尔特写道，政府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了自己而过度保密。布莱克门大法官写道：“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不会为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道格拉斯大法官写道：“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上述限制本质上讲遵循的是中立原则，也就是说，根据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从抽象意义上讲，一切出版物都可以自由发表，是必须加以保护的消极自由。如果从美国宪法的角度来审视，上述限制是违宪的，那么用美国大法官们的话说，这种法律“不仅仅付诸实行是违反宪法的，就是对言论造成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效应’也是违反宪法的”。它不能被用来证明限制自由发表意见的正确，而是人们对某种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危害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必须指出，虽然美国两百多年前的宪法确立了新闻自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论自由权仅仅被认为用来反对“先决约束”，即政府不得阻止公民按其意愿发表文章或讲话，但如公民发表的出版物具有进攻性或危险性，政府就有权力在出版物发表之后惩罚他们。因而，美国早期曾以煽动罪法案，把对国会成员或总统故意发表“虚假、中伤和恶意的”报道定为有罪。著名大法官霍姆斯也曾判定一个抨击法官的编辑的蔑视罪成立，他说，如果新闻报道之陈词对司法程序有害，即使它们符合事实也要受到惩罚。前已述及，美国也曾颁布过《煽动叛乱法》，禁止人们鼓吹推翻政府并企图使其实现，禁止以不忠的企图散发教人或劝人以暴力推翻政府的材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高法院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可得到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宣布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并不保护“争斗之词”，因为这种言论引发直接的暴力；也认为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也不适用于有关色情或私人的诽谤诉讼……这些法律或判决都先后被推翻或摒弃。就是说，美国的传媒自由与人类的其他自由价值一样，是一个逐步被人们认识、接受的过程，其内涵也是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而这是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英勇斗争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不应相信美国已彻底实现了传媒自由。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阿内特因评论伊拉克战争而遭解雇，就是对传媒自由的践踏，为他们的新闻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传媒自由仍然需要人们努力去捍卫。
岁寒然后知松柏
——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友谊
？ 丁仕原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近代著名人物，两人曾是好友，也曾产生过龃龉。抗战时期，他们先后来到陪都重庆，过上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正是在这里，继南京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主动担当陈独秀的义务律师，又开始了新的诗文唱和。只是由于陈独秀1942年过早病逝于江津，他们这一段交往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诗文也不太多。但从保留下的诗文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的艰辛与文人之间友情的珍贵，更可从中窥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一）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为生活所迫，不久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章士钊则是摆脱了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汉奸们的纠缠后，于1938年2月由香港来到重庆的，并在到达重庆不久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开始山城的生活。当他得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
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章士钊的朋友，也是《孤桐诗稿》的保存者李根源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为：“先生与陈独秀文旧笃，故赠诗颇多。鹤山坪在江津县，距飞仙洞甚近。正叔谓潘赞化。”〔1〕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曾与陈独秀共同组织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芜湖海关监督。著名画家潘玉良就是他的小妾。他也是章士钊、陈独秀二人的朋友，当时在江津国立第九中学做总务主任，陈独秀的小儿子松年也在他手下工作。他喜爱诗文，写过不少诗词，经常造访陈独秀府。章士钊正是通过他不时了解到陈独秀当时状况的。在这首诗的上半首中，具体写了陈居住的环境：江边，面对飞仙洞；风大，仿佛看到鹤在云中翱翔，不乏刚毅坚强的精神。下半首则以潘赞化勇于面对现实，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尽心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精神，安慰并鼓舞老友不要悲哀。
当潘赞化又写了《访仲子鹤山坪》诗后，章士钊马上赋诗一首《和赞化访仲子鹤山坪依韵》：
江津已是楚人隈，百里乡音狎往来。
犹向林丘寻旧雨，各禁云鹤试诗才。
布衣卅载欣无恙，大驽千钧孰为开？
知我向平情未了，愿隳门弟自相媒。〔2〕
诗中写出了想到江津访问旧友共述友谊的心情，以及相交三十年欣喜无大病的相互安慰。“大驽千钧孰为开”原注是说潘赞化多力。潘曾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并帮助柏文蔚改组杂牌军，是一个孔武之人。最后一联则是对潘而言。向平，东汉时人，隐居不仕，子女婚嫁完毕即断绝家务，遨游五岳名山，后来不知所终。所以俗称子女的婚嫁为向平之情。当时章士钊的长子章可年已不小，但婚姻一直没有解决。“向平情未了”就指此。潘爱章可之才，多次为之作媒，但终没有如愿。
章士钊的这些诗，陈独秀都读过。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朋友们的友情非常重视与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3〕
陈独秀的这首诗在怀念友人的同时，又写出了在战乱中无处安身的痛苦。贫病交加是当时陈独秀真实生活的写照。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4〕但作者并不悲哀，而是更加珍惜友情。“与君共明月，起坐看朝暾”，表达了多少的无奈与期望。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的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5〕
与陈独秀相比，章士钊当时处境要好许多。他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受到贵宾般的招待。虽然无所事事，但生活有保障，并得以与国民党上层多有联系。但他毕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对时局的发展并不了解，因此这才有诗中劝陈独秀“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以及不知今后战事怎样发展的反问。
（二）
写过这首诗不久，章士钊觉得陈独秀的处境实在太差，又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改变环境才行。尽管章士钊当时的处境已经远不如在上海做律师之时，他只是国民政府的客人，抗战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但在给陈独秀寄过少量的钱后〔6〕，却便像其他朋友一样劝陈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写诗《劝仲甫移居》：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
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
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
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
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7〕
这首诗写得具体形象，情文并茂。诗的开头对听到陈独秀的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