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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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7〕
这首诗写得具体形象，情文并茂。诗的开头对听到陈独秀的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的事，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不知什么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从这首诗中可见章士钊对朋友的情真谊切。这以后，章士钊一直十分关怀陈独秀的一切。当陈的住所在1940年8月被盗后，他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
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
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
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
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子惊。〔8〕
这以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这位老友。当陈独秀被盗之物被送回来后，章士钊又专门写诗寄给陈独秀以表示慰问。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也极为艰难。他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后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只得四处流浪。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的这一情况后，写信来安慰。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还专门写了《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
饭颗山头讯，浑疑禹穴荒。
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
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顒何处墙。
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9〕
在其他诗中，章士钊还感叹“秃翁森两个，隔水话无成”，希望“吾意亲灵岳，平生本楚囚。应须同放棹，一访石船秋”；“我行入衡岳，频梦相扶持”〔10〕。
（三）
陈独秀早年受尼采影响较深，他在《敬告青年》中引用过尼采关于“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的论点，在《人生真义》中强调过尼采的人生观，即“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鬼话”〔11〕。但经过多次打击后，尤其是到江津鹤山坪后，陈独秀的超人气概早已荡然无存。“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是潘赞化对他当时最恰当的评价〔12〕。陈独秀除了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点文章，以贴补生计外，生活主要靠北大同学会资助，也间或得到别人的援助，杨鹏升就是其中的一个。杨鹏升本来与陈独秀并不相识，只是仰慕陈独秀的名声便经常接济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杨鹏升要求陈独秀为他父亲作墓表时，陈独秀不仅满口答应，并请胡适、章士钊等为之撰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胡适没有写，章士钊也没有写，为此陈独秀很有意见，对人说：“适之字疏，行严性懒，都难。”〔13〕章士钊听到此事后，写了《独秀书来促写杨鹏升父墓表》：
懒性从来作答迟，多君笃老重风期。
剧伤羊祜碑仍□，为识扬雄字失奇。
笔债偿从积薪后，作家误被隔怜嗤。
恰逢湘水归休日，定与书成当去思。〔14〕
在这首诗中，讲到了近代史上一件重要事。这就是黄兴去世后，归葬岳麓山，碑文原来请蔡元培作，而蔡元培又等章士钊提供黄兴的行状，一误再误，故有碑无文。章士钊以此事来说明他没有写的原因，并表示从桂林归来后一定会写，因为当年章士钊有到桂林一游的打算。
其实早在南京时期，陈独秀也曾向章士钊索诗，这就是1934年冬章士钊写给陈独秀的《诗二首》：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吴潘。
议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溥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诗后的跋中说：“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15〕
为了还人情而向友人索要文字，这恐怕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从中也可窥见两人关系的密切。
（四）
陈独秀、章士钊相互唱和的诗文很多，仅从保留下的诗来看，就有二十多首，尤以在重庆时期的为甚。在重庆时期的诗，除前面谈到的相互问候、互相安慰、互相担忧以及一些事务性的诗外，追忆往事、回顾友谊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前面所引的诗中亦有不少的回忆。1941年6月章士钊所写的《初出湘》一诗则追述了他们早在1903年就开始的友谊。诗中写道：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16〕
其实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诗文唱和早在1903年就开始了，而且是同题之作，这就是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的《哭汪希颜》。在这个诗题下，陈以“无已”为笔名所写的诗是：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
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议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
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章士钊则是以青桐为笔名而发表：
狼豕纵横二十周，少年新换好头颅。
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
铁血精莹向谁说？心肝呕吐已全休。
愿从天假杀人柄，死尽中朝旧辈流。〔17〕
诗中所写汪希颜是陈独秀的老乡，章士钊江南陆师学堂时的学生，陈独秀、章士钊二人正是通过汪希颜的介绍才得以结识的，而汪希颜的弟弟孟邹与儿子原放后来都是陈独秀、章士钊的朋友。汪希颜被称为学生中之“最有材志”者，学堂原定选送其赴日留学，后又改派他人，汪希颜因而抑郁而死。陈独秀、章士钊二人感叹世局，写下了此诗，并发表在他们编辑的《国民日日报》上。这类同题诗还有《哭梅士》一首，发表于翌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上。诗中的何梅士，字靡施，也写作何枚士，为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朋友，是章士钊小说《双枰记》的主人公。陈独秀曾在《存殁六绝句》称“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并为章士钊的小说《双枰记》作序〔18〕。
这以后，他们分道扬镳，直到1934年陈独秀在南京被捕后，交往才多，留下的诗也不少。《南京路上》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诗为：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代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19〕
这首诗，在陪都重庆时还广为流传。当沙孟海录示这首诗后，章士钊特地写下了《沙孟海录示余六年前南京旧作赋贻长句，并简独秀》：
三载从亡面扑尘，缘君飞梦到王城。
剩将海内流传句，听作人间寥阗声。
托契败云年事少，论诗旋忘面情生。
牢门今日成天网，因漏才叨凿老伦。〔20〕
从现在保存的诗文看来，在陈独秀与章士钊的唱和中，主要是章士钊的多一些，这恐怕与陈独秀晚年生活艰难，处于贫病交加中有关。1942年5月27日，一代奇才陈独秀病逝于江津。第二年8月，章士钊有游峨眉山的打算，当船到江津时，他翘首远望，感慨万千，写了《过江津怀独秀》：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21〕
这首诗正如当年与之同行的潘伯鹰所说：“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22〕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痛苦与深思。
“岁寒然后知松柏”，综观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诗文唱和，不难发现，中国文人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真挚。即使在国难时期，他们仍以友情为重，相互关心，互相挂念，互相慰问，共渡难关。“于无声处听惊雷”，人们从这些诗文记载的小事中不难发现，这种不以利害为准则的友谊是多么的可贵。谈人品文品，实则可以从平淡中分别其高低，体会到中国传统美德的珍贵。
注释：
〔1〕〔2〕〔3〕〔5〕〔7〕〔8〕〔9〕〔10〕〔14〕〔20〕见《章士钊全集》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74、175、177、179、182、273、267、274、279、269页。
〔4〕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章伟如：《我的三叔章士钊》，2001年第1期《人物》。
〔11〕原载1915年第1卷第1期《新青年》和1918年第4卷第2期《新青年》。
〔12〕陈松年：《我的父亲陈独秀》，见《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引自朱洪《陈独秀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见《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
〔16〕选自《近诗废疾》，见《文史杂志》1941年5月第1卷第5期。
〔17〕见1903年8月9日《国民日日报》第3号。
〔18〕《甲寅杂志》第1卷4号。
〔19〕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标题为笔者所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21〕〔22〕《泸游草》，民国三十三年大同印刷社铅印。
“空白”对非“空无”
“空白”又非“空无”
——金圣叹临难前的三首诗
？ 赵其钧
金圣叹不能说不聪明，早在评点《水浒》时，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且对贪官奸佞、“狐群狗党”上下勾结所织成的权势之网，也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当他与一群秀才去“哭庙”、“揭帖”，状告吴县县令任维初时，却把那张“网”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一想那县令虽小，毕竟是“网”上的一环。结果，被“网”上的另一环——更为贪残阴狠的苏州巡抚朱国治加上“震惊先帝之灵”、“附逆”、“倡乱”、“聚众”、“目无朝廷”等等罪名，将金圣叹等十八人告到朝廷。真是聪明亦有糊涂时，糊涂之后的金圣叹不无反思与悲恨——“自分终巴峡，谁知列上筵。偶乘风浪出，遂受网罗牵。绿藻君从密，清江我不还。惟惭未深隐，那敢望人怜。”（《黄鱼》）托物言志，通篇隐喻，不难看出金圣叹本无“作乱”之意，本“非反抗英雄”（鲁迅语）。状告贪官酷吏，成了附逆倡乱，实是始料不及。他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人们的悲痛，往往因出乎意料而分外加剧。看他的《狱中见茉莉花》一诗，写得何等的哀惋悲切：“名花尔无玷，亦入此中来。误被童蒙拾，真辜雨露开。托根虽小草，造物自全材。幼读南容传，苍茫老更哀。”诗的结尾说，儿时就已知道为孔老夫子所称赞的谨言慎行、处事稳重的南容，为什么人老了，反而“糊涂”了，落得如此悲哀的境地？
冤难白，恨无补。“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所以金圣叹临刑前对这些都不说了。但是，他的“心头”还有另一些“万不获已，必欲说出”的话。这，就是临难前的三首诗。第一首《绝命词》为：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鼠肝虫臂”，语出《庄子·大宗师》：“伟哉造化……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意谓大化迁流，生老病死，顺其自然，所遇皆适。那么，死之于我，无非是任化而往，回归“自然”，所痛惜的只是——书未著成身先死！
金圣叹被当时的官绅们看做“坏货”，必欲除之，这是思想理念上的偏见。然而也有些人对他不随流俗的表现，视为“奇”，目为“怪”。其实，金圣叹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与追求，倒是十分清醒理智的，也是很本分的。他说：“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第五才子书·序三》）心之所好，业之所在，生命的意义全在“著书”二字。为此，他“深宵不寐，勤心从事”。“著”什么呢？比如对“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的评点，便是他心中的规划。而且后二者业已完成刊行，《杜诗解》也完成了一部分，其他几种也有所涉及。关于他的“书”，虽有种种议论，然其独特的感受、领悟和审美体验，确也赢得了不少称誉，以致“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王应奎《柳南随笔》）。如此反响，实足以使他深信只要假以时日，心愿定成现实。他自己也正是这么说的：“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学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金圣叹实在是一个“游”在中途，望见“彼岸”，而活活被人按入“水底”的。“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莎士比亚《查理二世》）是的，金圣叹在绝命的一刻，呼喊着“庄骚马杜待何如？”这种对事业的眷恋，更甚于生命结束之悲哀，不正是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种更高境界的升华与执著吗？其悲怆惨烈，自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横祸，冤情，拷打，直至断头，都没有湮灭他“心头”的希望。这种“绝命”而不“绝望”的执著、痴迷，亦颇能反映这位“奇人”的心性。那么，希望在哪儿呢？这就要说到第二首《与儿子雍》（自注：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天亲果宴如？
题下“自注”不可忽视，要知道同是“读书”，各人的读法、领会、感悟、目的等等，未必相同。金圣叹在回忆幼年初读《西厢记》时说：“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惟不嗔，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这位塾师思想之开放、眼光之敏锐确是惊人，其鼓励和预言给金圣叹留下了意外而又难忘的印象。后来金圣叹又一再地、慎重其事地把“读书种子”四个字送给儿子，足见金雍之于“书”亦颇有乃父之风。这，正是金圣叹日后的希望之所在。诗的开头，首先回想往日，父与子只管各自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