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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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蔑视那些分门标榜、遂成水火的一班尘饭土羹、迂腐不近人情的道学者，也拒绝“志在利禄，不过藉此干进”，大失祖宗设科本旨的科举，从年轻时就不以功名为意、只是拂不过父兄宗族亲友的希望，每逢大比，就游戏了事，内心深处，早已“慨然绝进仕之怀”，同时也一再拒绝晚明政府所有的名和利的诱惑，即便他的亲家公何东平来规劝，也依旧不为所动。从戊寅年（1638年）被举荐孝廉，立刻疏辞，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及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两次奉召特征和授官，依然不就，决不与把持朝政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为伍。
因为几次拒召，他被弘光政权通缉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舟山，在浙东沿海一带不断流浪。鲁王监国绍兴，黄宗羲被授予兵部主事，官至监察御史，朱舜水依然在辗转曲折的颠沛流离中自始至终保持着疏离官场的政治态度，不顾波涛凶险，往来奔走沿海各地，联络义士，筹粮募兵，听从郑成功召唤会师长江，参与武装抗清，一度亲临镇江、瓜州前线阵地督战，但决不接受南明政权一再授予的任何官职。
授昌国县知县，不受；题请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不受；又聘请军前赞画，不就；疏荐监纪军官，不受；荐授兵科给事中，旋改吏科给事中，不受；荐授翰林院官，不受；荐举孝廉，立刻疏辞。类似这样被举荐为官的事，大约有一二十次之多。在一个充满了无数引诱的环境中，始终如一地坚守这分选择，无疑是需要格外的定力的。朱舜水做到了。说他明智也好，说他高傲也罢，这种人生态度不是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不是陈继儒“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类的隐士，也不是伯夷、叔齐避之首阳山不食周粟。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不让家人受到牵连，惟一的办法就是逃亡，有如后来的顾炎武在北方游历一样，在无尽的险途和颠簸困顿中，找寻自己的归宿。
在社会秩序和公正遭到质疑的乱世，南明诸多士子如钱谦益之类，一如常态地削尖脑袋钻营仕宦，谋取一官半职，或者追求声名，依旧醉生梦死。与这类不堪言说的行径相比，朱舜水的清醒头脑和拒绝姿态，就远远不是这些人所企及的。人们常说淡泊功名利禄，特别是知识分子在不顺利的时候多用此作遮盖颜面的遁词，但真正看破红尘，在行为取向上以此为准绳的却少而又少。朱舜水只以最普通的生员身份处世，却也要求他的家人对外这样称呼自己。生员，就是秀才，即通过考试取入府、县学入学的学生而已。这样的人，在官本位的社会中简直多如牛毛。他这样做，至少他明白一旦有了朝廷官职的名分，就要承担一份相应的社会和道德责任，而不能尸位素餐，但是身处混沌之世，又不可能让自己有所作为，因此宁愿以布衣的名义立身社会，远比仕进为官做宦更干净，更加心安理得。
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种深刻并不在于他对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家的批判态度，而在于他身处社会底层，有着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直接的感受，同时又有正直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朱舜水原名朱之瑜，“舜水”是到日本后取的号，“舜水者，敝邑水名也，古人多有以本乡山水为号者”。对于这个与朱明王朝相同的国姓，家族中有人在家谱中梳理爬抉，努力寻求攀附的线索，目的当然很清楚，借此显赫门庭，找个合法的借口挤入上层社会，对于族人来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向上的阶梯。但朱舜水以谱系中有断代不明之处，也就是证据不足为由，认为不能妄认远祖，“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他的这个小小的举止，两百五十年后博得了梁启超的激赏：“此虽小节，足见先生务实不好虚荣，倔强不肯攀援，自少年已然矣。”
但就是这样一个连小事都不愿苟且、洁身自爱，与晚明政权保持着距离的人，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去了。曾几何时，那些慷慨悲歌的复社分子或隐或潜，或降或逃，一时星散，有节气的如顾炎武北上武装抗清，黄宗羲在家乡招募乡勇成立“世忠营”反抗，余怀、张岱等人却遁入江湖，朱舜水则活动在浙东沿海，北上南下四处借兵，助张煌言、郑成功武装反抗，往来于厦门、金门之间，逆旅舟山、崇明，从日本到越南，又从越南到日本，明知复明不可为而为之，力尽一个汉民族成员所应该尽的义务。
在方国安、马士英等人降清后，明鲁王浮舟入海，朱舜水不得不亡命日本。但由于日本海禁未被接纳，继而又改道避往越南。在越南，他经历了更为严酷的生死抉择，虽然“中国折柱缺维，天倾日丧，不甘薙发从虏，逃避贵邦”，但并不因为政治流亡而受罗致，也不跪拜，对刀架在脖子上的威胁，每天在他住地杀人的恐吓，都以“谈笑而道，了无惊怖”应对。人到了不畏死的境界，一切都从容了。
1660年（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花甲之年的朱舜水，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决定浮海终焉之志，流寓日本。
这当然是政治流亡。他的初衷是：“暂借一枝，栖息贵邦，衣粗茹藿，操婢仆之役，所冀天下稍宁，遄归敝邑。”然而这个故园东望的想法却无法实现，清王朝在康熙的治理下，逐渐认同汉文化，社会日渐稳定，因此他在异国他乡一住就是二十二年，直到老死也不能一了夙愿。
在日本，他初住长崎，本打算一如既往低姿态地避难生存，买个十亩田，自浇自种，默默无闻地打发时日，静观国内时局变化。由于他的人品和学问的影响所致，他的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六十五岁那年，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应请移居江户（今东京），礼聘他的人是日本水户侯德川光国，一个相当于中国宰相之职的日本世袭高官。
值得庆幸的，他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东京之行成为他在日本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他的这个学生年轻有为，谦虚好学，更因为他为人朴实、诚恳，思想深刻，知识渊博，因此，许多有价值的建言被采纳；同时还因为他不仅有思想有学问，还擅长绝大多数读书人所不具备的工艺才能，并有实际的建树和贡献，因此在日本的声誉日隆。
在他的学生的眼里，他平时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严毅刚直，“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如终如一”。这是他的人品，对他的学问，学生也有极高的评价：“凡古今礼仪大典，皆能讲究，致其精详。至于宫室器用之制，农圃播殖之业，靡不通晓。”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始终以一个乡儒的身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从事或涉猎过种种手工艺，并注重积累。从客观上说，年轻时家贫的环境也促使他以务实的姿态面对生活，因为在家乡松江，从事手工艺的具体实践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及第，后来进入内阁的徐光启，就是一个经济之才，曾从西洋人利马窦学习过天文、历算、火器、水利、兵器和屯田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观念，既然不以科举为意，就必然注重于对经济的了解和学习。1638年（戊寅年），他首次被荐于礼部的理由是“文武全才第一名”，这个文武全才，不是说他既有文化又会舞刀弄棒，而是更多的着眼于他的书本知识和工艺知识。
他的家乡江南，明代私家造园风气盛行，各种风格的园林有数百座之多。朱舜水自己就说过：“余览天下名园多矣。”他也曾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北直隶顺天府、南直隶应天府、会稽府到湖广、江西、中原河南等地，加上博闻强记，寓目会心，熏陶并形成了自己的实际才干。“后乐园”的取名，猜想出于朱舜水的意见，他把中国的儒家精神与审美目光运用到异国他乡，依然牢记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己酉年（1669年）春天，樱花灿烂时分，朱舜水应请游览了后乐园，他认为这是处既不伤于富贵又不病于寒俭，不肥不瘠、亦精亦雅的小园，是自己所见过的天下众多名园中最好的一座。他在樱花树下转曲径、经长桥、盘山道、临幽壑、登飞阁、听飞瀑、憩危石、弄流泉，放松怀抱，尽兴游览，在罗珍错馔中颓然竟醉，已经搞不清这是在异国他乡了，摇摇晃晃中上得船来，面对山丘回水，故国情怀不知不觉间漫涌上来，用江南吴歌唱了一出《棹歌行》。这一切，他写在了《游后乐园赋》中。
这一年的深秋，他的日本学生在这座先生喜爱的园林中为他庆祝了七十岁生日。
朱舜水会造园，也会其他物事，用他学生的话说，就是：“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审其法度，穷其工巧。”他会按照明朝的规矩做衰衣（丧服），也会做深衣幅巾和梁冠，直至棺材。他监造东京汤岛的“圣堂”，写下了《学宫图说》，让木匠按照他的标尺做模型，凡有不明白之处，他就亲自指点。他还为德川光国造祭器，先造古升古尺，如簋、簠、豆、鉶。但这些周代的庙器，唐宋以后就只有图而没有具体的尺寸，他就依图考古，研究技法，定尺寸，衡轻重，关机运动，指画精到，然后再传授给工匠……
在朱舜水避居日本的二十多年中，清王朝逐渐认同了汉文化，礼仪制度恢复到从前的社会秩序上来，汉族知识分子剃掉了头发，不得不在强大的威力面前低下头，例如，顾炎武住进了他外甥、大清朝探花的家中，黄宗羲也不得不让儿子出来参与大清朝的编修明史，时间的大手最终抹消了所有的国仇家恨。但朱舜水就不一样了，他流亡在外国，不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内，依然可以尽性尽情地保持着言说的自由和反叛的精神。
辛丑年（1661年）六月望日，朱舜水在漂泊日本的第二年，以难以抑止的悲愤之情写下了著名的《中原阳九述略》，充满了对腐朽的明王朝及其官僚士大夫的激烈批判的火气，读来让人悲恨难禁。他认为，亡国之仇完全是“中国士大夫之自取”的，这些败类们“饰功掩败，鬻爵欺君，种种罪恶，罄竹难尽！”他不得不仰面长叹：“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真是悲愤到了极点！
在这篇绝无粉饰的文章末尾，他写下了这样的落款：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拜述。多么巨大的伤痛，饮泣十七载，十年呕血，形容憔悴，面目枯黄，为的是什么？“泣血稽颡”四个字道出了无尽的痛楚和悲伤，人世间所有的哀痛也不如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流逝的时间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内心的痛楚和悲愤。
他在焦虑中等待，在愤慨中坚守。他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遗骸运回国，因而要求把棺木做得格外结实。考虑到日本人对此道不精，他就亲自选材督工，以桧木为料，力求做到严密，不致于很快腐朽。对故土的眷恋向往，就这样，让这位老人在死神即将来临时依然魂牵梦绕。
朱舜水内心深处的这份情感和哀伤，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每逢朔望，他就在黎明时分，让门弟子扫堂设几，展毯，备香烛，然后披道服，戴包玉巾，东向而拜，口诵细语，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人听见他喃喃自语的是什么内容，但从他的虔诚之情、思念之情中，可以知道除了对故国的想念必无其他。这是与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同样的境界。他十年的海外生活，对故国故乡执着的痴心恋想，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移易，是多么的难得、可贵！
保持这种纯洁的政治态度，甚至一直穿着明代的服装，也没有薙发从虏的，大约就只有朱舜水一位了。
朱舜水死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三个月前，比他小十三岁的同道顾炎武辞世，这时中国大陆已是满清天下。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但朱舜水至死无悔地守护着自己的心灵，一身明代装束，静静地躺在茨城县久慈郡太田町瑞龙山麓德川家族的墓地，依中国式作坟，德川光国题写墓碑“明征君子朱子墓”。据清林慧如《明代轶闻》一书记载，他曾写下遗书：“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真是一字一泪的凄然慨然之音啊！
在他死后两年，与他同姓的朱若极，一位倒是有皇家血统的大画家石涛，参与了在明故都南京迎接康熙圣驾南巡的仪式。就在这时，几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在清王朝日益巩固的皇权统治面前弯下了膝盖。
朱舜水在特殊的条件下为明末遗民提供了另一种生存选择的可能，成为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的一个特例——知识分子的流亡也可能成为经典。但《清史稿》把他列入《遗逸传》，却完全违拗了传主本人的意志。这位终身服饰明代衣巾的人，虽然管不了身后之事，但后人依他的卒年把他入了清籍，这也许正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个读本。
幸运的是，梁启超为朱先生做了年谱，文末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
先生卒后之二百二十九年，辛亥，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室逊位。
梁启超先生是完全懂得朱舜水的。
梁先生在年谱的附录中还说得更加明白：“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到中国。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坏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及辛亥革命、清室逊位，直到了满清覆亡，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类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朱舜水生前对自己有个评价：“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先圣贤万分之一。”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这三点他都身体力行了，而这是晚明时分大多数读书人，特别是那些所谓精英们无法做到的。
雪拥蓝关
雪 拥 蓝 关
？ 王开林
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由两百多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探路队”进入中国云南境内，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地方官理应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云南巡抚岑毓英为人险躁，对这些不速之客表面上热情款待，并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事后，岑毓英又以不实之词谎称马嘉理为当地野人所害，意在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可不是那么容易善罢干休的，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他将此案的来龙去脉弄了个水落石出，证明曲在我方，迫使清政府在光绪二年（1876年）秋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签订了共计十六款的《烟台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借路给英国（一是由缅甸入云南，二是由西藏到印度），中国向英国商船开放多处内地口岸。此外，还有一项附加要求，清政府必须派出一位一、二品实授大员远赴英伦，向英国政府当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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