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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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　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　年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　年，1947　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　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　年、1851—1864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1—1905　年、1905—1912　年、1912—1919　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　年、1864—1894年、1894—1905　年、1905—1919　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　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0—1914　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　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　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　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　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　年第5　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0万言，共88　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