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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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
　　“1860　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⑥。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②　同上书，第1337—1338　页。
　　③　同上书，第1339　页。
　　④　四川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见档案《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①　《左宗棠奏疏》卷33。
　　②　《军录》张之洞折，光绪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③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④　《军录》闽浙总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⑤　《军录》署四川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⑥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　册，第1307　页。
　　①。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发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30　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②。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③。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④。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速发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⑤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首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首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①。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发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
　　①　《军录》湖南巡抚刘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　《军录》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　《军录》贵州巡抚岑毓英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　《军录》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　《军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①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　章，商务印书馆1911　年版。
　　第二节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发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①。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②。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首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首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　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　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首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①　《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　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1985　年版，第267—271　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更难发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发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首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首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首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
　　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首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首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　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①。广东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②。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④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
　　③　《中国日报》1907　年9　月28　日。
　　④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　辑，第321　页。
　　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