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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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 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 册。
② 《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02。
①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 页。
留日女生会组织②。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③。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发榜，录取程义法等47 名学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①。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 页。
③ 《东方杂志》第2 卷第9 期。
④ 《东方杂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杂志》第1 卷第8、9 期。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71 辑。
第十六章学术影响和制约着自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这70 余年间学术的根本因素，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具体地说，随着西方商品和武力的入侵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输入，使得中国固有的学术呈现出重大的变化：其一是一些原为古老的经学的附庸学科，如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独立凸现出来；其二是另一些学科虽仍沿袭原有名称和形式。但从内容到方法、观点，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如史学。而在传统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学，由于治学分途而渐趋分崩离析，经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期之后，成为史学、考据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
第一节哲学哲学在中国，虽然是近代才独立出现的学科，但却不是全新的。不用说热衷于讨论义理性命的理学家，就是朴学家们走的也是“由辞以通道”的途径。不过中国传统哲学重点不在自然观和认识论，而在伦理、历史和社会人生方面。而这一时期的哲学，正处于新旧哲学的转型阶段。
龚自珍、魏源的历史—政治哲学清中叶以后，庄存与（1719—1788）重振今文经学，着重研究和传播《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并通过他的两个外孙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给龚自珍、魏源以直接影响。
龚自珍（1792—1841），少年时曾从著名汉学家、外祖父段玉裁习文字学，27 岁时又在北京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与宋翔凤交游。他从公羊学派所汲取的主要是“变易”思想，而经世致用精神则主要出自他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他不屑于作章句经师，既批评汉学考据家的“琐碎饾饤”、“繁称千言”①，也不满宋学家的“坐谈性命，其语■■。。。何施于家邦？”②他不仅把清代今文经学推出书斋，走向社会，使“经术”发展为“治术”，而且对今文经学中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目的论表示了异议，并未自拘于经学藩篱。
龚自珍意识到古往今来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③。据此，他称赞“太史公为书百三十篇成，褒汉氏盛德，赫然跻于周室”④。显然认为变化的结果并非后不如前，否定了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期的颂古非今态度。他还指出，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种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在论及由先秦的分封制发展为秦汉的郡县制时说：“封建。。郡县。。，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①当然，“有所趋”的动力、原因何在，龚自珍还无法理解，对于“天”
也未作本质说明。但是他已依据当时有限的天文学知识，反对把天神化，批评了借天象预言人事的谬论，他说：“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即星象既能推算，说明它不能预示凶灾，如果真能预示凶灾，就不可能被推算。因此，他称最先提出以日食为凶灾的《诗·小雅》是“讽刺诙怪，连犿杂糅，旁寄高吟，末可为典正”②。对两汉的谶纬神学加以批判，宣称“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主张“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③，证明了龚自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① 《与江子屏笺》、《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47、195 页。② 《丁亥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85 页。
③ 《释风》，《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8 页。
④ 《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2 页。
① 《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31 页。
② 《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9 页。
③ 《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6 页。
在人性论问题上，龚自珍继承了先秦告子的学说，自称“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也；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④。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⑤，反对孟子和程朱先天的性善论，借以强调环境影响和后天的教育作用。
龚自珍认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他主张变易的社会历史观，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②。这是其改革现状的理论基础。他由此出发，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作了深刻的揭露，力言“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尔，。。孰若自改革”③。他谴责神学说教，是为了开一代风气，振起人们经世致用的精神。
但是，龚自珍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④，即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学、象数学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⑤。所以他变化的历史观又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静止僵化的框架之内。他虽然对天人感应论有所批评，但极不彻底，认为“政不道”，则天人相绝；一旦“有大圣人出”，便能沟通天人，所以盼望圣人出世，并称赞“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⑥。与这些哲学观点相一致，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不仅是渐变的，而且没有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意图，只限于要求修订封建的礼仪制度、澄清吏治、变革科举取士方法，以及通过扼止贫富“大不相齐”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他的《农宗》一文，实际是要用封建宗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财富，使各等级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习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受教，接受了公羊学。他与龚自珍相同之处甚多，所以世以“龚魏”并称。他也强烈主张经世致用，同样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批评宋学空谈“心性”、“礼义”，“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②；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③和“以经术为治术”④。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④ 《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 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 页。
① 《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②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 页。
③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④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 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 页。
⑥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 页；下册，第421 页。① 《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9 页。②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 页。
③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 页。
④ 《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 页。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⑤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超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圣人。他问道：“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⑥以儒家“诸圣”的言行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谎言。魏源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只要“潜心”钻研，“中人可易为上智”⑦；重视“勤访问”，以学习和归纳他人的知识智慧， 称“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①。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的。魏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不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会回复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那就不是大智而成为“大愚”了。复古不仅不应该，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天下大势所趋，“势则日变而不可复”②，社会以不可阻遏之势自行进化，不会以“圣王”的意志、人主的“心术”为转移。
魏源反对复古，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使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就积极要求改革。他明确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③。鸦片战争中，他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战后又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并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从这些丰富的直接经验中，产生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中心议题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时候，有忽视理性认识、陷入经验论的倾向，还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声称“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④。他还认为，变化的只是“势”，“其不变者道而已”⑤，而“道”的内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①，很明显就是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所以他的改革内容严格地限制在维护封建制度的范围之内，他的“师夷长技”，也主要是通商、开矿、制造船舰火器、养兵练兵之类。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学咸同年间，作为清皇朝官方哲学的理学，依然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鉴、倭仁和曾国藩。唐鉴（1778—1861），“生平学宗朱⑤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 页。
⑥ 《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上册，第9 页。
⑦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 页。
①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 页。
②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 页。
③ 《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 页。
④ 《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 页。
⑤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 页。
① 《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 页。
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②。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陆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0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发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③。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①，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②。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③。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④。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⑤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发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①。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发挥，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