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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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侵竿巍⒐庑饕岳匆话嗖荒厥⑻疲渭印八问硕钡氖说氖Ｕ馀墒璧拇碜骷沂浅氯ⅰ⒊卵堋⒅ＰⅠ恪⑸蛟驳取Ｒg雏评近代诗派说：“若同光体诗，海藏（郑孝胥）、石遗（陈衍）之伦，与义宁公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改良运动，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相继来湖南做官或讲学，宣传改良思想，陈三立当时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成为改良派人物。后陈宝箴与陈三立皆被革职，永不叙用，归隐江西南昌。陈三立写诗，先学韩愈，后学黄山谷，受到新、旧派诗歌领袖人物梁启超、陈衍的称赞。他的诗遣词造意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好用奇字，代表了当时正统诗坛上“生涩奥衍”的一派诗风。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曾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为学部主事。任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文科教授。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与陈三立、郑孝胥齐名，著有《石遗室诗》、《石遗室诗话》。他的《诗话》前编30 卷、《续编》6 卷，上下古今无所不论，是一部非常浩博的论著。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寓居上海。他是“同光① 祁寯藻：《■■亭集自序》。
② 何庆涵：《先府君墓表》，《珉琴阁遗文》。
体”的重要作家。陈衍曾称他是“同光体之魁杰”。著有《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寱词》。他学识渊博，写诗喜用僻典，故诗歌作品艰奥难读。
清末另一重要诗派，是以王辏г宋椎暮何毫伞Ｍ跏侵哪夤糯蠹遥衔Ｄ夤湃耸梢浴爸涡摹保梢浴巴ㄈ氪蟮馈保约旱木袷澜缂耐杏诠湃说氖持校扌难浴Ｋ∧夤湃耍负醯搅耸プ晕业牡夭健！对裁髟按省肥撬钣忻至鞔愕淖髌贰８檬芳橇嗽裁髟敖ㄔ熬约氨环俸蟮牟邪芫跋螅惴⒘俗髡摺安挥隽际薄钡母锌�
另外，与陈三立、郑孝胥一派人同时，在旧诗坛上占有相当地位的，还有易顺鼎、樊增祥。他们写诗皆学中晚唐诗。
这时期的著名词人有蒋春霖、王鹏运、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冯煦、赵熙等。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一生落拓，遭遇坎坷。
少时工诗，中年以后专致力于词，遂负盛名。蒋词介于以朱彝尊、厉鹗、郭麟为代表的浙派词和以周济、庄棫为代表的常州派之间，用意绵密近于南宋；遣词雅正流利，又近于北宋。谭献推纳兰成德与项鸿祚、蒋春霖为清代三大词人，蒋春霖的（卜算子）词：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这首词借景抒情，感叹春光易逝，隐喻自己的飘零愁苦，格调悲凉。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幼霞，号半塘，晚号鹜翁，广西桂林人。他的词承常州派的余绪，而又有所发扬，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词风沉郁，语言工丽，多抒写其不得志的哀怨。著有《半塘定稿》等，又有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他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读题诗，残碑打。黄龙指，金牌亚。旌旗影，沧桑话。对苍烟落日，似闻叱咤。气慑蛟鼍澜欲挽，悲生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
这首词于凭吊之中抒发了作者的情怀。“往事低徊风雨疾”是写古，写岳飞被迫害，“新愁黯淡江河下”是述今，抒写了作者对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的清皇朝的忧心与愁绪。
郑文焯（1856—1918），字叔问，号小坡，晚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人，属汉军正白旗。他精通音律，写词学周邦彦，体洁旨远，句艳韵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称清末四大家。著有《大鹤山房全集》。
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后易名孝臧，浙江湖州人。他的作品，初近梦窗（吴文英），晚年融化苏轼豪放，词风于沉抑绵邈之中，具有独特风格。著有《疆村语业》，并辑刻唐宋金元人词为《疆村丛书》。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桂林人。所写的词，音律和谐，情调沉郁。辛亥革命后，多寄寓其眷恋清室的情思。他强调词境以深为主，写境言情结合。他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此外，还有词风豪放，于清代浙派与常州词派之外独树一帜的文廷式（1856—1904），著有《云起轩词》；诗词皆受江西派影响的沈曾植；以及冯煦，著有《蒙香室词》（一名《蒿庵词》）等。
王国维（1877—1926），是这时期的一个杰出词人。他的词，数量不多，但以意境胜。王国维的重要贡献，不在于词作，而是他的《人间词话》，该书论词强调境界，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著作。
太平天国的诗文太平天国起义，对封建社会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与《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同时，颁发了提倡语体文的命令。太平天国十一年（1861），以洪仁鹊拿宸⒈砹恕督涓∥那裳在汀罚魅诽岢觥拔囊约褪拢怨蟠有摹钡男醋饕蟆Ｍ暧址⒈砹恕肚斩ň问德肌罚渲薪徊矫魅返靥岢鑫恼隆耙敌鹌涫隆！Ｒ灰恍鹈鳎镉锶吩洌坏靡淮式垦蓿阌拱胱中楦 保八煤筚髯嘁约拔囊剖槠簦苄肭惺得魍福谷艘荒苛巳弧薄Ｌ岢靼紫巳艘捉獾奈姆纭�
洪秀全（1814—1864），作品大多是一些宣传上帝会教义，以及抒发其情志的诗文。如《原道醒世训》、《永安破围诏》、《戒吸鸦片诏》、《诛妖诏》等。他的《吟剑诗》，语言通俗，气势豪壮：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天河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石达开（1831—1863），不仅是太平军中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又工诗能文。他的《白龙洞题壁诗》，以“剑气”自喻，抒写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表现出诗人冲天射日，勇敢无畏的性格：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敌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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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了诗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热切感情和强烈的革命愿望。
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这些民间歌谣都反映了当时群众反对清皇朝封建压迫，歌颂太平军的热烈感情。
梁启超、黄遵宪及其他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既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又都是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作家，其中梁启超是全面推动文学革新的旗帜，并是“新文体”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要诗人。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有不少佳作。康有为，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他是晚清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诗人。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最深，加上他自身的经历，见闻广而情志阔，因此他的作品能开辟诗的“异境”。梁启超评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他的诗多为抒怀之作，叙事成分较少。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受顽固派的阻拦，并遭非议，于九月被迫出京，这时他写下了《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其一说：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抒写了自己上书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这首诗是康氏的代表作。
谭嗣同的诗歌风格恢廓豪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表现了关注国家命运、济民救国的思想感情，擅长写景抒情。如《潼关》、《崆峒》、《六盘山转饟谣》等都足以表现他的思想风格。他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流传极广的著名诗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评论他的诗时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一起作“新学之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提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诗的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著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他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由此可知“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即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间，《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发表了100多位作者的新派诗，又发表了许多通俗歌词，称为“新体诗”。除梁启超所说的夏曾佑、谭嗣同外，还有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最为出色，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主张写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同治七年（1868）所写的《杂感》诗中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提出：“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诗人自己的风格。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另有辑本《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纪时事”，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如他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悲平壤》一诗，热情歌颂了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同时也记述了陆军将领不战而逃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行为的义愤。
《东沟行》记叙了甲午海战的情况，描写了从敌我相遇，我方布阵迎敌，敌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到战斗结束的全过程。全诗既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也揭露了清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无能的状态。诗人最后发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感慨。《哀旅顺》一诗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遭受敌人偷袭的史实。全诗首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又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了旅顺口的失守，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用语不多，份量极重，其中隐含着作者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沉痛，无限的愤怒。《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守军。作品表现了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的愤慨。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时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人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辟这个宝岛的情况：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地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接着讴歌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写的《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皇朝屈辱卖国的极大愤懑。
黄遵宪的诗歌独具风格，其主要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诗代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的手法作诗，多采用古体长篇，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博大宏深，开阖有势。另外，他的诗不避文言俗语和新名词。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这些诗全用流俗之语。他晚年所写的《五禽言》，《幼稚园上学歌》等，更鲜明地表现出他为探索诗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诗歌虽然最终仍未打破旧形式，但在从古典诗歌过渡到现代新诗的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毕竟是成功的。他对后来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民俗文学的鉴赏与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曾与严复等合办《国闻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学说，有《碎佛师杂诗》。辛亥革命后，宣传尊孔复古，是“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