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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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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职。中日战争失败后,丘逢甲驰电清廷表示反对割占台湾,并以绅士的身份在台湾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当台湾省巡抚唐景崧逃出台湾后,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也离开台湾到广东,但仍以收复台湾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变法,后来又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组织政府,任参议员等职。丘逢甲的诗歌今存1000 多首,大部分是表现台湾失陷后的缅怀乡国的感情。他的诗,不为格律所拘,雄健奋发,梁启超称赞他是“诗界革命巨子”。现存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
  蒋智由(?—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
  散文方面,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为了鼓吹“维新变法”,经常写一些宣传文章,这种文章于行文之中,时常掺杂着一些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词语,因而在当时被称为“新文体”。《谭浏阳全集续编》里面的文章,可作为这种文学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论上引进了所谓西学,而且在文体上也表现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文蜕变融合而出的特点。
  梁启超在“新文体”方面的成绩与影响最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
  他的散文,学过晚汉、魏晋,学过桐城派,后来专作政治宣传文章,文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有鼓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亦称报章体。《少年中国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1878—1907)工于诗词,诗多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心和愿为祖国富强赴汤蹈火的革命情怀。感情炽烈,格调雄健,但也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光绪三十一年( 1905),她从日本回国途中所作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由于美国从中调解,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签订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势,极为忧虑和愤慨:“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时也抒发了她不惜一切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情调高亢激昂,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认为文章“莫若魏晋”。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联翩,深奥难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等。著述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9 年12月25 日)在苏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陈去病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组织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会时共17 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 多人,辛亥革命后则增加到千人以上。1923 年停止活动。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刊》共出了22 集,收南社成员诗文集百种以上。
  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别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有《浩歌堂诗钞》。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望。如《读瞿稼轩蜡丸书》。通过对明末遗民的颂扬和对前朝遗迹的凭吊,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实(1885—1911),字实舟,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宣统元年(1909)参加“南社”,并创“淮南社”。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他从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事败被杀害。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见他主张诗歌应反映时代变革。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选集》。他著名的《路亡国亡歌》,谴责了清廷将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语言明白浅显,完全冲破了格律诗的束缚,深受新派的影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有《磨剑室诗集》、《词集》。刊印流传的有《柳亚子诗词选》。茅盾《在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的诗充满强烈的革命激情。如《吊鉴湖秋女士》四首,赞颂了秋瑾为推翻清朝统治所做的斗争,慷慨悲壮。柳诗受龚自珍影响,凝重含蓄,忧郁悲凉。
  此外,还有黄节、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潘飞声等,也是“南社”
  著名作家。
  第二节小说狭邪小说与侠义小说晚清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流行,影响较大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三侠五义》等。《品花宝鉴》60 回,作者陈森,字逸少,常州人。长期以来以作幕僚为生。道光中居北京,尝出入于伶人当中。该书于咸丰二年(1852)刊印,内容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生活。《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16 卷52 回,是写妓女才子的作品。作者魏子安,名学仁,一字子毅,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坐馆。书序写于咸丰八年(1858),光绪中作品始流行。《青楼梦》64 回,作者署名为慕真山人,真名为俞达(?—1884),字吟香,江苏常州人。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闲鸥集》等。《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书中人物皆为妓女。作品写苏州人金挹香,工文辞,过去所结识的36 妓,原皆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后尘缘尽满,并入仙班,仍不脱佳人才子小说的旧套。《海上花列传》64 回,也是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作者韩邦实(1856—1894),字子云,别署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长期在上海居住,任报馆编辑,对妓女生活十分熟悉,书中故事大都以事实为依据。该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出版。全书结构亦为《儒林外史》式,无一定之主人翁,但叙写逼真,颇能吸引读者,又全用吴语,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在方言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荡寇志》又名《续水浒传》,70 回,俞万春著。作品写陈希真父女等在张叔夜率领下,消灭梁山起义英雄的故事。其目的是想借以宣扬“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贱之终不可为”(《丰月老人续序》)。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儿女英雄传》,原本53 回,现存40 回,题“燕北间人著”,作者为文康(约于1868 年前后在世)。他是满洲镶红旗人,费麦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的次孙,曾为郡守,擢观察,丁忧旋里。该书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最后才题为《儿女英雄传评话》。作品写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慧骁勇,其父为人所害,因奉母命避居山东,决心为父报仇,变姓名为十三妹,往来市井间,偶然在途中遇书生安骥困危,十三妹救了安骥。后来,何玉凤以及被何搭救的张金凤都嫁与安骥,二人和睦如姐妹。作者目的在于描写一个五伦全备的家庭,借以宣传封建思想。作品全用北京口语写成,很有特色。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120 回,作者石玉崑。该书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三侠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兰和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该书以明人《龙图公案》为蓝本,作许多加工创作。如“五鼠闹东京”,原为一个神怪故事,在《三侠五义》中却都变成武侠的游戏故事。后来俞樾(1821—1907)将该书开篇“狸猫换太子”一回改写,又因作品里已有南侠、北侠、双侠,已为数有四,又有小侠艾虎,艾虎之师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皆为侠士,改名《七侠五义》,通行本《七侠五义》100 回。又有《忠烈小侠五义传》及《续小五义传》相继出现于京师,皆120 回,每回前都有“入话”,与宋人话本相似。
  《施公案》一名《施公清烈传》,又名《百断奇观》,97 回,出于《三侠五义》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伦断案事,文辞拙直。此后又有续集、三集、四集等,叙写诸侠客行义故事。《彭公案》23 卷100 回,为贪梦道人作,写于《三侠五义》之后,叙彭朋于康熙中微行访案。亦有续集、三集、四集,每集80 回。它们虽然在社会上极为流行,但是其中的绿林好汉,多为统治阶级的驯顺奴仆,且故事千篇一律,人物性格也不统一,思想与艺术都不甚佳。总之,这些作品都没有反映时代面貌。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看,反映出传统古典小说的衰落。
  谴责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左右,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
  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时许多小说杂志也相继产生,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冷红生主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与周桂笙合编的《月月小说》,黄摩西主编的《小说林》等,并发表了很多小说作品。这时期发表的小说,据统计约有1500 余种。其中最受群众欢迎、最有成就的小说作品,当推谴责小说。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又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①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少时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后累应举不第。到上海办《指南报》,旋中止,又办《游戏报》,专作俳谐嘲骂文字;又办《海上繁华报》,专记优伶、娼妓消息,兼载诗词小说,盛极一时;后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尚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文明小史》等。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凡60回,近80 万字。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与腐败,是清末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不入流的佐杂到州府官吏,直到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极为腐败。作品还突出地描写了清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见到洋人就面容失色,手足无措。总之,《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僚集团作了比①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引文。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239 页。较全面的揭露,对黑暗腐败现象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其写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1867—1910),又名宝震,字趼人,广东南海人。生于北京,长于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光绪八年(1882),他到上海谋生。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先后主笔《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次年回上海,受梁启超影响开始创作小说,并投寄《新小说》发表,还曾一度客山东,赴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任汉口《楚报》中文版编辑。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他主动辞去这家美国人办的报社职务,并积极参加创办《月月小说》,任总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立两广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吴沃尧是个多产作家,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二年去世止,在短短的7 年里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劫余灰》、《新石头记》、《恨海》等。又有《趼诗删剩》,《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作者毕生“渗淡经营”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新小说》杂志。作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写作,历时7 年,至宣统元年(1909)最后完成,共108 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叙述了他在20 年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把他的笔伸向腐朽的清末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以暴露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内容。全书记载了189 件“怪现状”, 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幕。作品还写了许多风流名士、洋场才子,揭露了他们胸无点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种种丑态,写得很成功。
  《老残游记》20 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至13回中止,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鸿都百炼生即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后又行医,又弃而为商。光绪十四年(1888)后,曾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作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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