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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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①　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8　页。②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　页。
　　①　《北华捷报》1889　年5　月25　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5　页。②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1　页。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　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1912　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1916　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1917　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①。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①。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　页。
　　①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　页。
　　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170　多人，刻书近2600　种之多①。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60　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0　多种书籍的85％①。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小说、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发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1891），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①　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0　页。①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