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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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狄豢急愦嬖谧抛呦蚬倭抛时居胱呦蛎褡遄时玖街智巴尽Ｋ强隙ㄑ笪衿笠稻哂蟹饨ㄐ院吐⒍闲裕乔康魉牒罄吹墓竦场八拇蠹易濉钡姆饨ㄐ院吐⒍闲裕皇敉桓龇冻耄挥Φ攘科牍邸＃ㄍ艟从荩骸妒月壑泄什准兜牟罚吨泄缁峥蒲А�1981 年第5 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发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5 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 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 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陆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发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发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 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陆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