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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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 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 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0 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 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0 年后于1986 年出版，写到1919 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 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 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⑼蹊骸⒑纹簟⒑裨⑺镏猩降纫慌哂胁煌潭茸什准睹裰髦饕逅枷氲男滦椭斗肿樱由缁峋眯翁蜕缁嵋馐缎翁⒄贡浠慕嵌瓤疾欤愀塾质俏鞣阶时局饕逦幕淙胫泄跋熘泄斗肿拥拇翱冢凸凵隙越泄缁岱⒄挂膊四持只淖饔谩Ｕ庑┭芯肯匀欢荚对冻隽说ゴ康牡酃饕迩只返姆段А�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 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2 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 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军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第八节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 年第6 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 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