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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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　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　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　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　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1　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　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79　页。第四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　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0　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　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　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　卷，共收植物838　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　卷，共收植物1714　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乘方捷术》等书。他在总结了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詅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还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
　　英美等国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报纸，办医院，办博物馆。咸丰八年（1858），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还在上海设立分会，称作亚洲文会。这些外国人的文化活动，固然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在大炮庇护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
　　第二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发展第一节太平天国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超过了5　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发生，在战后10　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00　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今花市）人，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做过村塾教师，对于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曾经几次到广州应考秀才，但都没有考取。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加以附会解说，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劝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传，并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　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①。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①　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　册，第82—83　页。发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发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　年3　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　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　年4　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