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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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第七章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第一节商办企业的出现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员、地主、买办、商人投资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主要有船舶机器修造业、缫丝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和印刷业等。据统计，自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年，除缫丝业外，约有80 个企业①。
船舶机器修造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发昌机器厂。同治五年（1866），方举赞初创时为打铁作坊，仅有打铁炉一座。同治八年（1869），采用车床。原为外商船坞锻造修配轮船的零件，到光绪二年（1876），已能自造轮船和生产轮船机器、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光绪十年左右，拥有车床、钻床近20 台，工人300 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00）卖给外商耶松船厂。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是上海均昌船厂，其初期业务只限于修理船只。由于经营管理较好，生产效率较高，业务发展迅速，从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后制造了6 艘轮船，技术水平比较先进。但这家企业后来也被耶松船厂兼并。
缫丝业。机器缫丝业最早出现在手工缫丝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产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优厚。两年后，南海又建立4 家机器缫丝厂。到光绪七年（1881），广州、顺德、南海等地陆续增加到10 家。其后，广东机器缫丝业发展迅速，中法战争后，仅广州一地就有缫丝厂五六十家。光绪七年，浙江丝商黄宗宪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缫丝厂，开办时有丝车100 部，后来发展到858 部。到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继建立了5 家缫丝厂，其中规模较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24 万两。这些丝厂受到外商的挤压，生产情况不如广东。
棉纺业。在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创办的近代机器棉纺织厂和机器轧花厂很少。光绪十二年（1886），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建立通久源轧花厂，有40 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继成立了棉利、源记、广德泰和礼和永4 家轧花厂，武汉也成立了昌记轧花厂。轧花兼纺纱的工厂，是唐松岩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创办的华新纱厂（初名轧花纺纱新局），有纱锭约7000 枚，布机50台。光绪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鸿度创办上海裕源纱厂，于次年开车，纱锭2。5 万枚。紧接着又有人创办了裕晋纱厂、大纯纱厂，严信厚也在宁波设立了通久源纱厂。此外，重庆、镇江、广州等地也在酝酿建立棉纺厂。面粉业。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约30 人，每年可获利银六七千两。此后，陆续创办了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福州机器面粉厂、北京机器磨坊等，规模与贻来牟机器磨坊差不多。
①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442、1446、1624、1639 页。火柴业。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创办火柴厂约有十余家。其中如天津自来火公司，由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等人成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资本1。8 万两。光绪十七年，因失火厂房被焚。随即公开集股重建，资本增至4。5 万两，聘请英、俄商人帮同管理帐目、购买机器。光绪十六年前后，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 万两，职工约800人，所使用化学原料从欧洲输入，木梗、箱材及纸使用日货，日生产火柴20余箱，但质量较差。
印刷业。商办机器印刷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也陆续办了一些工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光绪八年（1882）徐鸿复、徐润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 架，雇用职工500 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书局停办，徐润复设立广百宋斋，为铅字印刷。
此外，玻璃制造、制糖、制茶、造纸等商办企业，也在上海、福州、台湾等地设立。
从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日战争前，历时20 多年，在中国陆续出现了近代商办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日用轻工业，一般规模较小，资本大都在10 万元以下，有的只有几千元，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比起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这些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出现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很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跟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在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而且经常受到外国资本吞并的威胁。同时，中国民族企业在机器、技术等方面都依赖外国，有的还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清廷对民族企业不但不予扶植，而且从各方面束缚了它的发展。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法律保障，完全听任官吏随意处置。例如，光绪七年（1881），广东南海知县徐赓陛即以“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以及机器缫丝厂“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夺人之生业”为由，查封各处缫丝厂。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办企业加重征收税捐，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存在矛盾的关系，又存在依赖的关系；既有其社会历史进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第二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是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此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从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设立船坞、工厂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当时，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同治以后，在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人数，除码头工人无法统计以外，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约有10 万人。其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企业的工人约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30 年。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比较集中的特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近代企业，大都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这些地区产业工人相对集中。据估计，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从产业类别上看，工人相对集中在机器缫丝业、船舶修造与机器铁工业、军用工业、轧花业与棉纺织业、采矿业等，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8％①。据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500工人以上的厂矿有39 家，其中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11 家，洋务派经营的企业13 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15 家，最大的企业雇用工人达三四千人。在这39 家企业中，工人人数总计约有5。713 万至6。22 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们的工资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借故罚款克扣，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随时受监工、工头的任意打骂和处罚。工厂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卫生设备和安全保护，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工人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没有，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国无产阶级在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中国工人最早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厂工人的罢工。光绪五年（1879），这个工厂的工人因工头克扣工资进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的工人因外籍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发动罢工。光绪十七年（1891），开平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迫使外籍技师一度离矿。这个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还只是经济斗争，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早期阶段。
在中国无产阶级出现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一般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员转化而来，有一些则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沅，是在南洋经商多年的华侨商人；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是经营丝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1202 页。
业多年的商人；创办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总办；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员，曾代理津海道，死后诏赠光禄寺卿；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是曾任直隶通永道的淮系官员，吴懋鼎是汇丰银行的买办；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的方举赞，则是打铁作坊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官府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绅的多重身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既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又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第三节思想文化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彛拔穆纪獗唷贰ＱΩ３桑�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①，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 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几何，耐布尔（John 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16、313—314 页。Kepler）所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