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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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发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70—919 页。
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发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①。《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 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① 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 页。
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 年8 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1896 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专制，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①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同年九月（10 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 页。
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超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日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这期间，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在天津的《直报》发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专制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①。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00 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超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超、谭嗣同等还发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① 《辟韩》，《严复集》第1 册，第35 页。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①。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②。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专制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④。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⑤。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