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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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 页。① 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③ 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 册，第195 页。
④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 册，40—44 页。
⑤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页。第三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下，维新运动迅速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䜣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1 月24 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首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 月28 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发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康有为联络、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发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9—190 页。
① 《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1 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 月21 日）变法失败，历时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陆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①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发三道谕旨。首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 月4 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6 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 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 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0 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发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 月28 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 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彻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而且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
维新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地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由于变法维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起点，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发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维新派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局限，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把变法维新当作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反对引起社会巨大变动的革命，认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就可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也幻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消弭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试图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 页。
从列强那里寻求对变法的支持。这些就注定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而这场以和平手段对传统体制进行改良的最终失败，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顽固。血的教训使人们警醒，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向革命转化。第十一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第一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发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000 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 年6 月30 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0 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发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15—16 页。
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