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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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和庆亲王奕䜣开始媾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 年9 月7 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 个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之外，还有19 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1。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 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超过十亿两；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国军队驻守。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慈禧太后因为继续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00 年9 月7 日），清廷发布上谕，公开出卖义和团。声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①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②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义和团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训使团民们警醒。他们开始摈弃“扶清”的提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第二年，在直隶省，① 《义和团》第4 册，第52 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 册，第30 页。
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打出“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纵横20 余县，向教会势力和前来镇压的清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廷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外国侵略军6000 余人也前往“助剿”，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以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发之日起，就遭到了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对此，列宁曾撰文批驳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 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在此，列宁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刻，在腐朽清廷已无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发出了吼声：“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他们是在为国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战。“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发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①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②。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发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79 页。
① 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6 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 册，第86 页。
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③。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③ 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45—152 页。第十二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第一节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陆交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 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 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陆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 年4 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的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684 页。
② 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 号，第19 页。
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①。然而，腐败的清皇朝在战争爆发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0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 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1 月29 日），慈禧太后在其发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专制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①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01 页。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16 页。
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②；“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③。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0），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①。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0 年4 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