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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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宪派发现清廷对于立宪并无实际行动，便开始派代表进京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朝廷速开国会。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②　《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　年第11　号，第221　页。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总第5564　页。
　　①　《政闻社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　页。
　　初一日（1908　年8　月27　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但同时也应允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期满后正式召开国会，并规定“筹办咨议局”。清廷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　月14、15　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承了帝位，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
　　载沣执政后，为了笼络人心，表示要继续推行立宪，下令各省尽快成立咨议局。另一方面，他罢斥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载沣自任大元帅，亲统禁卫军，命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昌为陆军大臣，试图以此来加强满族亲贵的权力。但是，袁世凯的心腹早已布满朝廷内外，特别是北洋军事集团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载沣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满汉官僚的矛盾，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辏А⑵训羁〉确直鸬Ｈ瘟私�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议局的议长。咨议局的宗旨规定只提供一些备各省采取的舆论，以本省之事为限；会议由督抚召集。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对其通过的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以及令其停会、奏请解散之权。议员的成员主要是地方士绅和由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咨议局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许多议员为争取对本省行政、参政、法律等方面的监督权，在要求改革地方弊政和检举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事件中，同地方官吏发生矛盾、争执，揭露了清廷的黑暗腐败现象，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咨议局受地方督抚控制，无半点实权，还不能说是完善的近代意义的地方议会。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三次请愿的结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清廷再也不允许请愿早开国会。宣统三年三月（1911　年5　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在内阁大臣13　人中，满族贵族占了9　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　人，被称为“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清廷变得更为孤立。立宪派认为清廷此举“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外组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承认“希望绝矣”。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势力的贷款，清廷于宣统三年四月（1911　年5　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国有”名义下强夺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把这两条重要干线的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四川省尤为激烈。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会”，有几十万人参加。七月，成都举行几万人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立宪派力求控制保路运动，但已无能为力。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股东会负责人。数万群众闻讯后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人民更加愤怒，武装暴动迅速在全川掀起。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猛烈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经来临。
　　第十四章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第一节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皇朝的一个统治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000　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　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六月，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并迅速激化，发展成武装斗争。这使湖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0　月6　日）起义。
　　然而，待起义日期临近，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够，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　月11　日）。不料，在十八日发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八月十九日（10　月10　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猛攻总督衙门，瑞澂等官员仓皇逃走。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发地起来参加斗争。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九月初一日（10　月22　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会员笼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发难，建立了陕西军政府，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　月23　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九江独立。九月初十日（10　月31　日），驻扎南昌的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　月29　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组成山西军政府，新军标统阎锡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　月30　日），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发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　月3　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　月4　日），贵州新军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同日，杭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　月5　日），在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的劝说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　月7　日），广西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
　　不久，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兵变，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　月8　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出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九月二十一日（11　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　月9　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等13　省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在其他省的许多州县，也纷纷爆发了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廷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开始筹组政府。他们接受立宪派的建议，推举清新军军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又推举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接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既担心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惧怕广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只是希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对封建的旧势力缺少足够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转向了革命，有的参与了起义，有的积极策动清廷官员宣布独立，这对于壮大革命声势，加速清廷的灭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立宪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进入政权之后，煽动叛乱，杀害革命党人，阻碍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脱离清廷后不久，以咨议局议长谭延辏�为首的立宪派，就杀害了革命党人都督焦达峰而控制了湖南的政权。有的省只是表面独立，实质与旧政权并无区别。江苏巡抚程德全只是在巡抚衙门挂上军政府的招牌，把巡抚改称都督，而对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掌权之后，革命意志衰颓，逐渐蜕化为新官僚。
　　第二节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　年11　月9　日），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　月11　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也发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　月15　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　月30　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发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　月2　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　月15　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　月25　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　月29　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首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0　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0　人，立宪派不足10　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　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00　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