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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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　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发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发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44　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　年1　月到1919　年4　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陆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　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　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专制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6　年2　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①。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专制”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②。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发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专制出发，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专制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针对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以及康有为等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鼓噪，他们以进化论阐明了孔①　《新青年》第1　卷第6　号。
　　②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56　页。①　《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　卷第2　号。
　　②　《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　卷第4、5　号。
　　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发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③。他们还揭示了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　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①。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③；“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④。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　年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2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还明确地把文学的革新同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　卷第1　号（1918　年1　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鲁迅从1918　年5　月起，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发起了攻击。1919　年1　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也在报纸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③　《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　页。
　　①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　卷第3　号。
　　②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　卷第4　号。
　　③　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　卷第2　号。
　　④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　卷第5　号。
　　梦》，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从1915　到1919　年的新文化运动，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给运动带来了缺点和局限，主要是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跟广大群众相结合，使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存在着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锻炼、孕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热烈欢呼，并从中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　至1919　年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他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　年4　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按语中称这“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919年5　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刊载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　年7　月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速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　年5　月4　日开始发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7　页。
　　丙编典志第一章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部门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个体经营，生产技术落后等，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节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　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886　个，占有土地3360965　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　处，有地758739　亩①。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发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　万石至5　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0　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②。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发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发展趋势，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八旗田制》。
　　②　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　辑，第182、183　页。
　　如顺治十八年（1661）为5492577　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078429　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　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07156　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　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7716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03515　顷。直到14　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8477606　顷。①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