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9　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1　册196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6卷，奏疏51　卷外，书牍批札等35　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0　卷，而公务书札33　卷、批牍6　卷，其杂著2　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超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　卷，批札7　卷，咨札、告示、说帖各1　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　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1　册，计176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0　卷之外，朋僚函稿20　卷、译署函稿20　卷、海军函稿4　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1　卷，又电稿40　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1880）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①。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②，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①，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　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1959　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61　卷（略去文集1　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17　卷、电信3卷、公牍2　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1918—1920　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　卷，1928　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6　卷，电牍（兼收来电）80　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0　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首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1870）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　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①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　页。②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　页。①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1下，第20　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1876—1880）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0　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11　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12　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1873—1881）历署广东遂溪、海康、陆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广东陆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1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1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4　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　册，齐鲁书社1981　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　年9　月）至二十七年二月（1901　年3　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　册，1920　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发、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1912）初出版；《民国军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版）收录孙中山1912　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　卷，前8　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00　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发《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发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191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1916）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1913—191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1916—191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1916—1917），自民国元年（191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发“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　卷，内收1913—1918　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超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首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11　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1938　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11　个专题。近代中国发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分为9　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　封，电稿4496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6　件。赫德，英国人，从1863　年到190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　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1874　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　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二十五年（1899）书成，计《光绪会典》100　卷，《会典事例》1220　卷，《会典图》270　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1381）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首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