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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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⒆拥⒒鹨Ｌū焙鼻古诔�1890 张之洞枪、炮、子弹、火药。汉阳奉天制造局1894 依克唐阿不详。沈阳这22 个局厂，规模较大的5 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除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外，其余都能造枪、炮、子弹、火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设有炼钢厂；中型的有5 个，即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一般能造枪、子弹、火药，有的也能造炮。其他12 个厂局，规模较小，一般只能造子弹、火药，有的时开时停。下面简要记述前4 个较大的企业：1。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
曾国藩、李鸿章创建。同治四年（1865）夏，由海关道丁日昌出面以6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及铜、铁、木料，再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和容闳买回的机器设备归并一处，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局址初设虹口，同治六年（1867）迁至城南高昌庙，随着购、造机器增多，先后建成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黑色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及广方言馆、翻译馆、操炮学堂（后改为炮队营）和10 余个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和设备，使江南制造局成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具有综合生产能力的新式军工企业。
其产品主要分五类：一枪支。初期仿制旧式前膛枪。同治十年（1871），开始仿制林明敦中针后膛枪。光绪九年（1883），又加造黎意枪。不久，林明敦式已陈旧，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制快利新枪。粗略统计，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产各类枪51295 支。
二大炮。初期制造旧式劈山炮和生铜炮，同治十三年（1874）试制成功12 磅前膛来福炮。光绪四年（1878）设炮厂，开始仿制40 磅子前膛快炮。光绪六年至七年（1880—1881）又先后造成120 磅子、150 磅子乃至180 磅子前膛大炮。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仿制全钢后膛大炮。快炮重2 吨多，炮弹重40 磅；大炮短式的重48 吨、长式重52 吨，炮弹重800 磅，大大提高了攻坚能力①。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新旧各类炮共585 尊②。
三弹药。生产枪弹、炮弹种类甚多，既有本厂所造枪炮配套成品，也为从国外购进的枪炮配制弹药。火药方面，先后试制成黑色火药、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生产各种炮弹1201900 枚；各种火药4081469。5 磅；各种水雷563 具及大量子弹③。四轮船。同治六年（1867）始建轮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造成兵船8 艘及小型轮船7 艘④。其中，8 艘兵船的动力逐渐由400 马力上升到2000马力，并造成两艘铁甲船，标志造船技术日益提高。但由于经费不足，光绪十一年（1885）后，停止制造轮船，只从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五炼钢。光绪十六年（1890）前，钢材全靠进口。为避免洋商哄抬物价，乘机敲诈及保证战争急需，遂于光绪十六年开始设炼钢厂，逐步建成15 吨西门士炼钢炉和三吨炼钢炉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钢20 吨，后者日出钢3 吨。虽然所出钢材有限，但开我国自行炼钢、自产钢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绪二十年（1894）还生产车床、刨床245 台，各种机器316具，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及企业管理人才。2。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
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规模不大。初期，仍由马格里主持。马格里并非内行，且专横跋扈。光绪元年（1875），他主持制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连续爆炸。他却对事故百般抵赖，遂被撤职。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担任监督。
金陵机器局建立后，逐渐增添机器，并于光绪五年（1879）合并了乌龙山机器局，下设机器厂3 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 座和火箭分局、枪子机器厂及铁汽锤厂、拉铜机器厂等机构。主要生产过山炮、后膛炮等多种口径大炮、炮弹、前后膛各种抬枪、枪子、水雷及炮车和其他军用品。生产数量不详。据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五年依据当时机器设备和产量计算“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299—303 页。
② 同上书，据第293 页表统计。
③ 同上书，据第293 页表统计。
④ 同上书，第286 页。
①。此外，还造成2 艘小轮船。
3。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创办于福州马尾山下。亦称马尾船政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祯接办。
该厂机器设备购自法国，先后建成铁厂（包括锤铁，拉铁二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铜厂、储材厂、钟表（仪器）厂、打铁厂、转锯厂、木模厂、砖窑、铁肋厂、鱼雷厂等②。此外，还建有船坞、学堂、绘事院和艺圃，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员及技术工人，并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初期，聘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及多名法国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同治七年（1868）初，开始兴造轮船。同治八年，第一号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其后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职期间，共造船15 艘，均为木质轮船。其中，除“扬武”号马力较大（250 匹）、配炮多（13 门）外，其余马力均在70 匹左右，火炮3 至6 尊不等，且舱位较大，实为武装商船。光绪元年（1875），按约遣退洋人，开始自行设计制造兵舰，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造成轮船18 艘。除前4 艘仍为木肋兵轮外，其他均为铁肋或钢甲；马力由150 匹上升到75O 匹，最高达2400 匹；速度由每小时4O 里逐渐上升到110 里①，提高了船舰战斗力，显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绪十四年（1888）下水的双机铁甲兵舰“龙威”号（后更名“平远”），配置“康邦式”轮机两副，马力2400 匹，标志该局造舰技术和工艺达到了更高水平。光绪十二年（1886），始设鱼雷厂，由出洋归国学生陈才鍴开始试造鱼雷。4。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
是清皇朝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的产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创建于天津。初称“军火机器总局”，同治九年改称“天津机器局”。是年冬，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改称“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毁坏。
津局经历年扩充，逐渐建成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机器房、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火药库、栗色火药厂和炼钢厂等机构，成为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津局分东、西两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规模较小；东局在城东8 里大直沽东北，规模较大。以上诸机构分隶于两局。其中，东局以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类子弹、炮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有水师学堂、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始设炼钢厂，两年后投产。西局则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也制造炮车器具、电机、电引及挖河船等，并于光绪七年（1881）制成两艘130 马力的布雷艇。
天津机器局生产状况无系统资料，据近人统计，从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办至光绪八年（1882）已生产火药610 万磅，枪子1607 万多粒，炮弹40 多万枚，铜帽29746 万颗①，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000 具②。光绪十二年（1886）时人记载：机器局“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大小炮子数万颗，毛瑟枪子五百万粒，其余各种水雷、电线及轮船机器之属，① 《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第58 页。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34 页。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95—399 页、443 页。① 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422—423 页统计表。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8 页。
② 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87 页。
无不兼制”③。于此可见一斑。
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经费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员由官方任命，企业所有权、管理经营权归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办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由政府调拨。生产中虽然不能不考虑成本，但基本是以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军事、政治需要为前提，价值规律不起主导作用。
但是军事工业已普遍采用大机器生产，开始实现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企业虽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资本家，却已采用雇佣劳动，产生了一批进行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并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翻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军事工业制造的枪、炮、弹药、军舰等武器、装备，开始改变我国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局面，逐步实现了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这固然加强了封建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机器，便于镇压人民革命，却也增强了国防实力，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导与控制的民用工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廉价工业品依持特权大量倾销中国，造成“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①的严重局面。抵制洋货倾销，维护民族权益的需要，呼唤着民用工业的诞生。与此同时，正在兴办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与发展。它既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配合；也需要巨额经费支持。因此，军事工业愈发展，对民用工业的需求与期待愈迫切。
当时，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外国商品冲击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日渐解体；城乡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渐增多，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扩大。一些官僚、买办，商人在外资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和本国军事工业的刺激下，逐渐萌生投资民用工业的愿望。
从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单纯求“强”发展到“富”、“强”并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②，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为便于控制，它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官办，即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官商合办，则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资本，经营管理权往往由官方操纵。这三种方式对某一企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因某种原因由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但官督商办在甲午战前一直是主导方式。
从同治末年开始的20 多年间，清政府倡导建立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矿业主要分煤矿、金属矿两类。
机器采煤业是为适应军事工业和轮船、炮舰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产生的。从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筹办“直隶磁州煤铁矿”开始，③ 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 年第1 期，第14 页。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 页。
到光绪二十年（1894）止，共兴办大小煤矿8 座。其中官办的6 座：直隶磁州煤矿（1875 年）、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5 年）、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 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 年）和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 年）。官督商办的2 座：直隶开平煤矿（1878 年）和北京西山煤矿（1884 年）①。其中官办的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筹建较顺利，设备较完善。
基隆煤矿：由沈葆祯筹建于光绪元年。该矿雇佣英国矿师，采用英国机器设备并铺设了由矿区到海口的轻便铁道，于光绪四年（1878）开始出煤。当年产14029 吨，第二年产30046 吨，第三年产41236 吨，第四年约产54000吨①，生产逐年上升，并于光绪九年（1883）解雇了外国矿师，自行生产。后来，由于矿局官吏腐败日甚，使煤矿亏损日多。中法战争中，为避免沦于法军之手，台湾当局遂将煤矿炸毁。战后，先后采用官商合办、商办、官办方式恢复，但成效不大。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试图招商承办，以摒除官场腐败风习，无奈清廷不允，仍归官办，因而产量日减，煤矿日呈衰败。光绪十八年（1892），该矿停止生产。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该矿遂为日军所占。开平煤矿：由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等筹建于光绪二年（1876），官督商办，招商集股，初募集银20 万两，后逐步增多。聘英国矿师，购置机器、建立矿井、炼焦炉、洗煤机、煤气厂（供煤气灯用）、及运煤的铁路、河道等设施，于光绪七年（1881）开始出煤。初期，日产煤约300 吨，其后日渐增多，光绪十二年（1886）已达日产800—900 吨。光绪十八年（1892），张翼继唐廷枢为总办，生产能力仍持续上升，光绪二十一年（1894）日产量则高达1000—1500 吨。是近代煤矿业中最成功的企业。
开平矿务局所产煤质好，“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②，不仅长期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及诸多企业，而且抵制了洋煤进口，逐渐占领了天津市场，进而远销海外。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价格迅速上涨，面值100 两的股票在光绪九年（1883）已超过150 两。该局的设立还带动了铁路、航运、陶瓷、酿酒等行业的发展。光绪十二年（1886）该局所设立的“唐山细棉土厂”则开创了我国水泥生产之先河。
后来，张翼以借洋债代替招集商股，使外债在该矿负债总额中日渐增高，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已达44％①。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张翼逃入英国租界，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德璀琳遂与美国人胡华勾结，故设圈套诱使张翼在合同上签字，将该局改组为中外合办公司在伦敦注册，使该矿坠入英商之手。
其他煤矿，除直隶磁州煤矿未能正式开办和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开采失败后改归商办外②，均得以正式开采。其后，虽有不少煤矿生产不佳，但大多数均查明了矿藏，开凿了矿井，并不同程度地使用机器开采，从而为发展近代煤炭生产奠定了基础。
① 还有若干虽称为官督商办的煤矿，因只是商人请求官府批准，未曾依靠官款或借官款很少，基本上由商人管理，其性质实为“商办”，故列到民间机器工业类中。金属矿业亦如此。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590—591 页。
② 《益闻录，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654 页。①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176 页。
② 该矿改归商办，是由盛宣怀主持，移至荆门开采，称“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