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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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益闻录，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654 页。①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176 页。
② 该矿改归商办，是由盛宣怀主持，移至荆门开采，称“荆门煤矿”。
自同治末年以来，社会对各种金属需求日益增加。清廷遂与地方绅商投资开采金属矿藏。从光绪七年（1881）起至光绪二十年（1894），先后开办金属矿达8 座。其中官办的3 座：热河土糟子遍山线铅矿（1887 年）、山东淄川铅矿（1887 年）和湖北大冶铁矿（1890 年）；官督商办的5 座：热河平泉铜矿（1881 年）、安徽池州铜矿（1883 年）、贵州青谿铁矿（1886 年）、云南铜矿（1887 年）和黑龙江漠河金矿（1889 年）。所开矿种包括金、铜、铁、铅。
这些金属矿中，仅云南铜矿、青谿铁矿、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资本较多，规模较大。然而，前两矿生产并不理想。云南铜矿至甲午战争前仍未恢复到道光年间土法开采时的产量，青谿铁矿曾为冶炼钢铁提供了原料，但不久即停产。较为成功的只有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前者出产金砂日多，陆续归还了所借官款， 而且赢利；后者为汉阳铁厂提供了原料。其余诸矿，一般规模较小，采用机器不多，发展极为缓慢，有的甚至中途夭折。
2。钢铁冶炼。
钢铁是工业、国防、交通诸方面须臾不可离的重要材料。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只有依赖进口。为改变被动局面，随着铁矿的开采，清廷开始筹办钢铁企业。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巡抚潘霨靠其胞弟潘露在青谿开采铁矿基础上建成官督商办的青谿铁厂。该厂坐落于镇远青谿小江口，拥有别色麻钢炉2 座，炼熟铁炉8 座，轧条机13 副，轧板机1 副①。光绪十六年（1890）正式投产，用西法冶炼，一昼夜出生铁约25 吨②，成为我国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不幸潘露在投产当年病故，因承办无人而停产。其后，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曾分别设置炼钢厂，但产量有限。较大规模的是张之洞创办于湖北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初为官办。光绪十九年（1893），包括炼铁厂、机器厂、铸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及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在内的主要设施基本竣工。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投产。“生铁熟铁两炉全开，每日可出生铁一百余吨。其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三厂并炼，每日可出精钢、熟铁共一百吨，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③。但因经费缺乏、煤炭供应困难，不能全部开工，并于第二年招商承办。尽管如此，汉阳铁厂仍是甲午战前我国成功创办的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与其他钢铁厂共同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纺织业。
这是为抵制洋货、开发利源而设的企业。从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主要有6 个。其中，官办2 个：左宗棠于光绪五年（1879）设立兰州织呢局；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湖北设立织布官局。官督商办1个：即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奏设的上海机器制布局。官商合办3 个：即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奏设的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和唐松岩于光绪十七① 《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683 页。
② 《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683 页。
③ 张之洞：《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813页。
年（1891）在上海创办的“新华纺织新局”。这些企业的生产范围包括制呢、纺纱、缫丝、织布诸门类。
兰州织呢局：创办经费约30 万两，购置德国机器，聘用德国技师，于光绪六年（1880）建成开工。该厂有线锭1080 枚，织机20 张，本拟利用西北羊毛就地加工生产，无奈当地羊毛粗劣，产品质量不高，生产效率低；运输不便，又造成销售困难，开工不到两年即停产。光绪十年（1884）被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筹建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曾奏准专利10 年。但筹办过程几经波折，至光绪十六年（1890）才正式投产。资本最初招股50 万两，后增至100 万两。从英、美购置轧花、纺纱、织布全套设备，拥有纺锭35000枚，布机530 台。投产初期，日产布200 匹，产纱6000 磅①，后逐步提高，每月获利约达1。2 万两②。不料，光绪十九年（1893）该厂毁于大火。此后，李鸿章指派盛宣怀规复，招募新股100 万两，扩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于次年开始部分投产。据盛宣怀称，至年底，总厂已装成纱锭50000 枚，布机750 张①。
湖北织布官局：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移建于武昌。先后筹资约134 万两，购置英国机器，聘用英国技师，于光绪十八年（1892）建成投产。厂中共有纱锭30000 枚，布机1000 张。光绪二十年（1894）有600 架织机开工，仅日班生产，每天即可产布330 至450 匹②。全年可产本色布70288 匹、斜纹布5970 匹、棉纱4413 担。
此外，“新华纺织新局”，资本达29 万两，拥有纱锭7000 枚，布机50台，也颇具规模。
这些企业的开办，部分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开辟了利源，为发展纺织工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特别是大量雇佣女工，为社会开了新风。
综观甲午战争前20 来年清廷控制、经营的采矿、炼铁、纺织等企业，虽然有一些中途夭折，不少发展缓慢，但终归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它们成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工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和产业工人的增多乃至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三）民间机器工业的出现几乎与清廷兴办民用工业的同时，我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员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他们资本有限，主要投资资金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只有少数人对重工业做了试探性投资。
1。轻纺工业。
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是上海洪盛米号，于同治二年（1863）始用机器碾米。不过，它还不是专门的碾米厂，只是米店的一部分。正规的机器生产企业则是广东南海县陈启源于同治十二年（1873）创办的缫丝厂。其后，机器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1063、1065 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① 盛宣环：《愚斋存稿》卷24，第10 页。
② 《蔡锡勇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918 页。
生产在诸多行业逐步推广，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
（1）机器缫丝业。
自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以来，由于机器缫丝“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价值之高，倍于从前”①，很快在当地得到推广。其间，虽有守旧势力阻抑、反对，甚至毁机拆厂，但南海、顺德、三水等地机器缫丝厂有增无减，仅顺德一县在光绪七年至二十年间（1881—1894）就有35 家开业②，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已达200 家以上③。广州口岸出口厂丝（机器缫丝）从光绪八年至九年（1882—1883）的1254 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猛增到18179 担；七里丝（按土法手工缫丝）则从光绪八年至九年的8302 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衰减到2159 担，充分显示了用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趋势。
在上海，机器缫丝业同样发展很快。光绪七年（1881），商人黄佐卿在苏州河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公和永”丝厂。初期，仅有丝车100 部，两年后即增至900 部①。其后，又有“坤记丝厂”（1884 年）、“裕慎丝厂”（1890 年）、“延昌丝厂”（1893 年）、“正和丝厂”（1894 年）、“纶华丝厂”（1894 年）和“源昌丝厂”（1894 年或1895 年）等相继开业。每厂约有二三百部丝车，雇佣工人五六百人至干余人不等。这些工厂的出现，使上海地区成为我国机器缫丝业的又一中心。
此后，机器缫丝业又相继在江苏、浙江等地得到发展。
（2）棉纺织业。
机器轧花业最早出现于宁波，由严信原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称“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以5 万两资本，购置日本所产轧花机40 台，聘用日本技师，利用当地原料和工人进行生产，获利颇丰。以后，相继两次扩大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光绪十七年（1891）可产皮棉3 万担，光绪十九年已达6 万多担②。不久，上海接连开办了“棉利”（1891 年）、“源记”（1891年）、“礼和永”（1893 年）等机器轧花业，分别拥有40 台至120 台轧花机。轧花企业的开办，为发展棉纺织业提供了条件。
第一家商办纱厂，是道员朱鸿度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开办的“裕源纱厂”。该厂机器设备购自英国，拥有2。5 万枚纱锭。同年，宁波严信厚在轧花厂附近增设“通久源纱厂”，拥有1。1 万多枚纱锭，400 架织机。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开工，每月可产四种型号的棉纱25 万磅。此外，福州、镇江、重庆、天津、广州等地绅商也陆续酝酿筹设纱厂，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均未建成。
（3）粮油加工、火柴、造纸、印刷等工业。
粮油加工工业：产生于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光绪四年（1878），朱其昂在天津首创“贻来牟机器磨坊”，用机器磨面，所产“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获利六七千两”①。其后，相继有“汕头豆饼厂”（1879① 《南海县志》卷21，第2 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970 页。
③ 同上书，第969 页。
① 缪钟秀：《上海丝厂业概况》，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972 页。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977—978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986 页。
年）、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1882 年）和“源昌碾米厂”（1888 年）、“福州机器面粉厂”（1887 年）、“北京机器磨坊”（1891 年）、汕头“长发油房”（1893 年）等出现。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供应市场有限，但却开始用机器磨面、碾米、榨油，明显提高了粮油加工水平。
火柴业：我国本无火柴，英、德、美等国遂大量倾销。从光绪四年至十九年（1878—1893），广东、天津、上海、重庆、福州、慈溪、太原等地相继建立了火柴厂。其中，“天津自来火公司”（建于1886 年，后改为中外合办）、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0 年）、重庆“森昌泰火柴厂”（1889年）和“森昌正火柴厂”（1891 年？）规模较大，各佣工数百人。如，燮昌火柴公司有资本5 万两，日产火柴30—50 箱；森昌泰火柴厂也有资本5 万两，年产量可达6。3 万箱②。它们的火柴行销内地，价格较进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进口。
造纸与印刷出版业：机器造纸业创办于广州和上海。早在光绪八年（1882），广州已有造纸公司出现。光绪十五年（1889），商人钟星溪在广州盐步水藤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③，资本15 万两，设备齐全，日产纸62 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等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伦章造纸厂”，资本30 万两，月产纸40 万斤。1906 年，因外国进口纸倾销，使该厂负债累累，被迫停业。
石印、铅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我国绅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在汉口、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宁波、北京等地相继创办了十几家刊行报纸和书籍的机器印刷企业。报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汉口于同治十二年创办的“昭文新报馆”为最早；继起者有容闳于次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邝其照于光绪十二年创办于广州的《广报》等。书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光绪八年，1882）、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蜚英馆石印局”（光绪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撷华书局”等。这些印刷工业，主要采用石印技术，一般雇工100 至200 人，影印了大量古版书籍，对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机器制茶、制糖、制冰、制玻璃、制药、制煤砖等行业，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出现。与此同时，我国绅商自办的城市公用事业也开始起步。光绪十六年（1890），旧金山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设“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有两台100 马力发动机和两架发电机，可供1500 盏灯用电，使广州城40 条街上店铺和公共场所开始用电灯替代了煤油灯。广州、汉口、沙市、南京、扬州等地，一些商人开始筹设自来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业。
在重工业方面，民间资本薄弱，投资不多，仅在上海、广州、汉口出现了一些船舶修造厂和机器修理厂。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矿和金属矿。
（1）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
船舶修造厂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为主，有的可以制造小型轮船。其中，上海李松云创设的“均昌机器船厂”（光绪八年，1882，后改名“发昌机器厂”）规模较大，修理过多艘不同规格的轮船，并能造小型汽船。② 同上书，第993—995 页。
③ 该厂创办人采孙毓棠说。同上书，第1000 页注。
机器修理厂主要从事机器修理及零件配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祝大椿创办于上海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光绪九年，1883 年）。
（2）采矿业。
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一批民间资本经营的小型煤矿。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矿”（1877 年）、“湖北荆门煤矿”（1879 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1880 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 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 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年）、“安徽贵池煤矿”（1883 年）等。这些煤矿大部分是在原来土法开采基础上创办的。其中，池州、利国驿煤矿具有中等规模，各有资本10 万两左右，机器设备稍多，其余各矿资本一般在二、三万两左右，设备因陋就简，或仅在个别工序上使用机器。
民间资本投资金属矿稍晚于采煤业。从光绪八年前后开始，10 余年间共创办了10 余矿，适应着社会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由于民间资本不足，设备简陋，大部分矿山只使用少量机器，规模一般不大。其中，“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1882 年）、“福建石竹山铅矿”（1885 年）、“直隶顺德铜矿”（1883 年？）、“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0年）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业。“湖北长乐鹤峰铜矿”（1881年）、“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 年）、“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