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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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1889年）、“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1890　年）、“热河建平金矿”（1892　年）和“吉林三姓金矿”（1894　年），则开采时间较长。当时，规模较大的金属矿是由“广东巨富”李宗岱于1883　年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前后投资达80　万两，开采区域达数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终归于失败。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仍有极大困难。
　　综上所述，从咸丰末年到光绪朝中期，我国机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门类日渐增多，地域日渐扩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导、支持、保护的企业获得较快发展。这些新生的机器企业尽管受到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抑、兼并和盘剥，但它代表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在不断排除阻力，艰难缓慢的发展中为我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发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发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　年，创办资本在10　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　家，总资本为10300　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0　年投资的13　倍①。按国别划分，这136　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　家，资本4968。1　万元；日本占49　家，资本2633　万元；德国占12　家，资本768。1　万元；沙俄占17　家，资本664。8　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　家，资本1281。3　万元②。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速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1。矿冶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夺取了开采云南、两广各种矿产的权利；俄国于次年通过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夺取了中东铁路沿线各种矿权；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3）通过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沿线30　里内矿产开采权；同年英国通过签订《山西采矿条约》，夺取了山西省煤、铁、石油开采权；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通过签订《满洲协定秘密附件》，夺取了奉天省各种矿权。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2　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和攫取各地矿权的条约、协定、合同达42项之多，致使大量矿产资源落入列强之手。
　　在此基础上，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列强先后采用自办或合办名义开办煤、铁、金、银、铜、水银等矿37　家①。其中，开办时资本在10　万元以上的32　家，总资本达4996。9　万元，约占同期外国工矿企业总资本的48。4％。煤矿则占了绝大比重，开办达27　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对煤矿的掠夺仍在发展。1917　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总公司”，随后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矿。1915　至1920　年间，英国又霸占了北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3　页。
　　②　同上书，第2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140—144　页。
　　京门头沟煤矿。与此同时，列强又以借款或合办名义，控制更多的矿区。1913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0710　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8537　万元（其中外资5882　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9。6％；1919　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2660　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7675　万元（其中外资5922　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6％②。1913　年，全国煤产量约达1288　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企业产量达713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4％；1919　年，全国煤产量约达2014　万吨，外资控制企业的产量达969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8。1％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资在煤炭生产方面的投资比重和产量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仍在增长。我国铁矿和冶铁业则基本为列强所控制。
　　2。船舶及机器修造业。
　　甲午战争后，外资原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新的船舶修造厂和机器工业明显增多。在航运发达的上海地区，先后有英商创办的“和丰船厂”（1896年）、英商瑞记洋行开设的“瑞澂造船厂”（1900　年）、英商创办的“万隆铁工厂”（1905　年）等企业出现。1912　年，瑞澂造船厂兼并了万隆铁工厂，增加了企业实力，拥有新式设备，可制造多种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厂于1900　年合并了和丰船厂。第二年，又与祥生船厂合并，资本增至557　万两②，改称“耶松船厂公司”。该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垄断了上海船舶修造业。
　　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发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东，有“鸭绿江造船会社”等企业相继出现。此外，哈尔滨、厦门、上海等地还有一些其他外商设立的造船厂或机器厂，承揽修造轮船和机器修理业务。
　　3。轻纺工业。
　　外商投资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加工和烟草工业。
　　（1）纺织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外资棉纺织厂开始出现。当年既有英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四个大规模纱厂在上海开办，资本合记421　万多两，纱锭达16　万多枚。光绪末年，日商先后收买上海兴泰纱厂、大纯纱厂，改组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分设上海纺绩第一厂、第二厂。宣统三年（1911）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又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三厂、第四厂和“日信纱厂”，1914　年设第五厂西厂、1915　年设第五厂东厂；1918　年设第六厂、第十厂和第十一厂于青岛；1919　年设第七厂、第八厂于上海，并于同年收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此外，还有日商于1912　年设立于青岛的“大康纱厂”等。可见，日商在纺织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纺织工业空前扩大。据统计，1913　年，外资在华纱锭为33。896　万枚，布机1986　台；到1919　年，纱锭增至57。701　万枚，布机达3839　台①。这些外资纺织设备，约占我国当时棉纺织设备总量的一半。此外，外资还在机器缫丝、毛纺等门类设置了相当规模的企业。
　　②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133　页。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37　页。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　页。
　　（2）面粉业。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厂”
　　以来②，沙俄、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到1913　年达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哈尔滨设立“第一满洲面粉厂”后，至1913　年已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面粉厂34　家①。日本则后来居上，自光绪三十二年（　1906）在铁岭设“满洲制粉会社”后，先后在长春（1912）、哈尔滨（1918）、山东济南（1918）设分厂。日商其他面粉厂则遍及东北的抚顺、大连、开源、辽阳及山东、上海、汉口等地。②（3）烟草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来，菲律宾、希腊、俄国、英国和日本商人陆续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营口等地投资烟草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烤烟厂及一系列附属企业，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产品推销机构。到1913　年，其资本由初创时的10。5　万元扩充到1100　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0　家纸烟公司资本总和137。8　万元的7　倍③，攫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俄国的“老巴夺父子烟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04）从莫斯科迁移到哈尔滨，使俄国烟草逐步称霸北满。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于沈阳设立“三林烟草公司”；宣统元年（1909），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营口开设卷烟厂，日产量1000　万支。1917　年，该厂又在天津设立分厂。
　　其他，如火柴、砖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纸、砖瓦、水泥、木材、皮革、轧花、猪鬃、榨油、碾米、精盐、氧气、樟脑、肥皂、钢琴、电工器材等工业，外商也多有投资，并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业。
　　列强为巩固在华租界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对租界内电力、煤气、自来水、电车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并由租界扩展到众多被迫对外开放的商埠，同时阻挠中国人自行开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英、日、法、比、德等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厦门及东北地区投资设立电厂19家，仅天津就有以上各国分别设立的电厂5　家。自来水、煤气、电车也陆续在各城市发展。其中，在公用事业比较完备的上海，外资在水、电、煤气工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电气处、上海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原为大英自来水房，　1900　年改组为该公司。1914　年春，上海煤气公司资本已由开办时的12。24　万两增至120　万两；煤气年出售量达52484　万立方英尺，用户达9020　户①。工部局电气处开办时资本仅6。61　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21。6　万元，到1913　年猛增至961。5　万元；其电厂容量为10400　千瓦，1918　年增至21222　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业的电力供应。上海自来水公司设备不断扩大，生产量逐年提高，到1913　年水管总②　《东方杂志》第22　卷第22　号。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85—286　页。
　　②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50—351　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00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70　页。
　　②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　页。
　　长度达84。92　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　百万加仑。③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速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速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发展（一）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专制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①。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②，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③。但该厂管理体制腐败，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陆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　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陆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①。其后，陆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0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　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陆炮；1915　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马快枪11　万多支，枪弹4000　多万颗、各种快炮740　多尊、前膛钢炮120　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　万多颗、前膛炮弹6　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②。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62　页。
　　①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　页。
　　②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0页。
　　③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0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4　页。
　　②　同上书，第430　页。
　　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0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　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　年）、山西制造局（1898　年）、河南机器局（1899　年）、湖南机器局（1903　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04　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00　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1　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　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