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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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律�12 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①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制民用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南制造总局将船坞、轮船厂、机器厂等划出另组“江南船坞”，归海军督察，采用商办方式，到1912 年4 月共制造各式兵轮、商轮130 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厂垄断上海造船业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为海军部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所”，并对设备有所扩充。从1912 至1921 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轮船240 余艘。江南制造局则加添工匠，制造为矿务、农务所需的机器设备。福建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本省善后局承担铸钱任务。安徽制造厂于宣统元年（1909）改为电灯厂，经营电灯、电话业务，而将原来承担的修配枪械等事务另设修理所附设于电灯厂中。这些变化，体现了军事工业兼造民用产品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清廷官办军事工业被北洋军阀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业的发展与演变从甲午战争到1913 年，民用工业有了明显发展。据统计，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达549 家，资本总额为12029。7 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达86 家，资本额为2949。6 万元，约占这一时期新增资本的四分之一①。这86 家官方控制的企业，有85 家成立于清皇朝统治时期，并主要分布于采矿、冶炼、纺织等方面。
1。矿冶业。
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官方控制的采矿业有了发展。湖南、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纷纷设立矿务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矿为突出。
（1）煤矿。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新增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采煤企业达17 家，占这一时期万元以上采煤业总数41 家的41％；资本为763。4 万元，占采煤业资本总额1410。3 万元的54％②。其中规模较大的煤矿有：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学熙招商，设于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61 页，载《光绪32 年闰4 月商部奏》。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69—919 页表统计。②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70—873 页表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开拓矿区，请照开办诸方面享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初定股额200 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资300 万两，实缴不过300 万两。该矿从欧洲购置新式机器，修筑运煤铁路，设有发电站、炼焦炉等。到宣统二年（1910），已开采的6 矿每天总产量为1300 吨③，生产颇有起色，并与英商控制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辛亥革命之际，周学熙等转而要求与开平煤矿联合，遂于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开滦煤矿总局”。从此，滦州煤矿亦为英商控制。
萍乡煤矿：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购置机器开采，主要矿区在江西萍乡安源。该矿拥有采煤机械、洗煤机、焦炭炉、电灯、电车、铸造厂等设备，日产量约在1000 吨至3000 吨之间。宣统三年（1911）前三季日产量平均达2240 吨，日产焦炭达551 吨。煤炭主要供应汉阳铁厂。
（2）金属矿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 年，官方控制的金、锑、铜、铅、锌等矿冶业达29 家，占当时新增矿冶业总数39 家的74％以上。投资在20 万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矿”（1895 年）、湖南益阳“中路久通矿务公司”（1896 年）、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1897 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 年）、广西“梧州炼锑厂”（1906 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07 年）、江西“赣州铜矿”（1907 年）、甘肃古浪“甘肃炼铜厂”（1908 年）、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1909 年）、湖南长沙“黑铅炼厂”（1909 年）、广东曲江“宝昌公司（锑矿）”（1910 年）。其中，湖南官办矿业最为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省设湖南官矿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方式开矿，下辖企业颇多，除上述投资较多的大型金属矿外，还有一批小型金属矿和金属冶炼厂，获利颇丰。
（3）石油。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在陕西延长开工凿井，设立“延长油矿”。该矿采取官商合办方式，筹集官商股本600 万两，从日本购置设备，聘日本技师。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19 年，共开凿四井。其中，第3 号井和第4 号井无油报废。第1 号井自光绪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产原油341。3 万斤；第2 号井于宣统元年（1911）动工开凿，日产原油二三百斤，因与1 号井同源，后来产量互为增减。1919 年，第2 号井被毁①。该矿的设立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借鉴。
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合并为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企业也由官办变为商办。不过，由于汉冶萍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大量向日本银行借款，遂使日本势力日渐侵入。
2。轻纺工业。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纺织工业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在向商办转化；同时，又有一批新纺织企业产生。此外，其他轻工业均有所发展。
纺织工业，主要是湖北官纺织四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纺织四局：张之洞继开办湖北织布官局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
底设立缫丝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纺纱局，次年又设立制麻局，均为官办企业。四局动用经费近400 万两，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机器生产，使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775 页。
①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655 页。
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我国近代轻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官办经营不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宣统三年（1911）转归张謇等人的“大维公司”承租，1913 年又归“楚兴公司”承租。楚兴公司承租时，议定每年租金11 万两，租押25 万两，租期10 年。其生产的纱、布在武汉销售，概免厘税，如转运它埠，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仍保留湖北官局名义。租办期间，由于经营得法，扣除租金及机械修理费用外，“每年的净利，据说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从1914 到1919 年达580万两②。
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等人以官督商办方式于1894 年建成并部分投产，同时在上海招股购机筹设华新、裕源、裕晋、大纯4 个分厂。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烈竞争，经营顿入困境，致使“裕晋”厂卖给德商、“裕源”厂拟招洋商入股，“大纯”和“华新”均岌岌自危。华盛总厂连年亏损，在支持了7 年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怀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后又改名“又新”，实际上被盛攫为己有。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理，一度在香港注册，挂英国招牌。1913 年又改名为“三新”。
这一时期，陕西、山西、直隶、重庆、新疆等地官府先后拟购机设置纱厂，但均未成功。官商合办的呢绒厂有所发展，相继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创办的“日晖织呢厂”、次年在北京兴办的“溥利呢革厂”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设立的“湖北氈呢厂”问世。1918 年，南京建有官商合办的“利民柞绸纺织工厂”。此外，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卷烟、造纸、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业的水、电等方面均有发展。比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烟草厂”（1902 年）、直隶唐山“启新洋灰厂”（1906 年）、“广州士敏土厂”（1906 年）、江西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07 年）、山东“博山玻璃厂”（1907 年）、广州“广东电力有限公司”（1908 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1910 年）等。
辛亥革命后，清廷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为北洋政府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和创办的企业1。军事工业。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办的军工企业，并由陆军部军械司作为主管机构，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则划归海军部管辖。它们在保留各地兵工厂基础上，对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扩充，制造枪炮日趋新式。后来，各地军阀据地自雄，争战不已，纷纷“设立修械所、兵工厂等以造械弹”，造成军工企业“系统紊乱，兵器庞杂”的局面①。其间，新建较大的兵工厂为河南巩县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由北洋政府筹设于1915 年。目的在于改变兵器制造“各厂自为风气，参差不齐”的局面②，选定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以为各厂之规范。设备主要购自德国、美国，设有电厂、枪厂、压炮弹厂、炮弹工作厂、① 《中国棉货》，第169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591 页。②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294 页。
① 《70 年来中国兵器之制造》，《东方杂志》第33 卷第2 号。1936 年1 月。②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 辑，第679 页。
引信厂、机器厂等。1921 年后陆续建成投产。初期，专制各种山陆炮弹，后陆续投产制造手掷炸弹、飞机炸弹、攻城重炮弹、手枪、手提机关枪、八二迫击炮、七九步枪等。全厂职员110 多人，工人2200 余人，为北洋政府开办的大型兵工厂。
此外，湖南曾设有陆军工场机械厂。张敬尧督湘后，曾在原厂基础上维持生产。张敬尧逃离湖南前使该厂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南兵工厂”，生产马克沁水机关枪、哈乞开司旱机关枪、自来得手枪、勃郎宁手枪、宝林式手枪及军刀、军用器具、工作机械等。
2。民用工业。
清政府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为北洋政府收买，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如北京清河镇“溥利呢革厂”的设备规模在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5 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将其收买，改为“陆军织呢厂”。上海“日晖织呢厂”被财政部收归官办， 1919年又转租给商人经营。此外，北洋政府也创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华新纺织公司：1915 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北洋政府筹建于天津。额定资本1000 万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学辉为督办，并取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30 年专利权。当时政局动荡，商股裹足不前，筹建未见成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段祺瑞内阁遂发文撤销该公司，派官员前往接收。周学熙乃与股东多方活动，使公司得以保存，并撤销官府督办，改为商办公司。1919 年，该公司正式建成，并使天津、青岛两家纱厂投产。天津纱厂拥有25000 枚纱锭，当年获利150 万元。青岛纱厂拥有33000多枚纱锭，当年投产5000 枚。其后，该公司又分别各以80 万两资本在唐山、卫辉建立两个厂，使四厂股本总额达1000 万元，获利颇丰。
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 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 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0 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00 万元，有纱锭40000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 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陆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 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 位军政要人到1919 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 家；公用事业6 家；化工6 家；纺织业8 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 家；其他企业6 家①。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 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 至1920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 人、临时执政1 人、大元帅1 人、总理2 人、督军9 人、总长11 人。这4 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① 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2 期。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1916 年，资本300 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 年，资本60 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 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 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 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0 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0 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 家①，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 至1919 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发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发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共159 家①。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发展，到1920 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 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②。纱锭由1914 年的502700 枚增至1919 年的851032 枚；织布机由1914 年的2300 台增至1919 年的2650 台，1920 年达到4310 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