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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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就有商人投资近代企业。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中国出现的100 多个近代企业，大都有商人投资。这些商人中，有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如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有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还有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等进口货及贩卖鸦片的商人。
尽管这种联系程度和发展都是微弱的、缓慢的，但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进入近代后，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
4。商业行会的重建。
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我国10 省24 个城市有107 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超过50％以上。行会的组织形式也日趋普遍，分帮分业愈来愈细，107 个行会中，包括67 种行业的商帮，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商业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会还加强内部管理，以巩固其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商业行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相应变化。首先，官府利用行会包办税捐和管理城市商人，商业行会为寻求封建统治的保护，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工具；但是封建官府的苛重厘捐，以及收税胥吏的额外勒索，又导致行会的不满和反抗，行会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之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次，为推销进口货物和收购出口国货，洋行商人和中国行会商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但是为了垄断和控制市场，争夺利润，行会商人和洋行商人之间又有深刻的矛盾。最后，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兴起过程中，行会势力也曾对它进行了种种阻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业行会处于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既联系又有矛盾的地位，反映出社会变化引起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商业的近代化发展更要求冲破内外阻力，寻找适应自己的新的、先进的组织形式。
买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剥削网的逐步形成1。鸦片战争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增长。
鸦片战争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侵略势力伸向各通商口岸，并逐渐控制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外国商品深入内地。外国银行纷纷在上海建立，而且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控制中国原有的钱庄等金融机构。从此，一个买办性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钱庄的买办化。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银行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放款，成为经常而大量的现象。这是钱庄买办化的开始。钱庄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用便利，则是买办化的进一步发展。钱庄既协助洋货内销，又协助外国侵略势力搜购土产。如光绪七年（1881）福州茶区由外商向茶贩贷出的预购款项只占贷款总额的10％，其余90％的贷款绝大部分来自钱庄。
第二，买办职能范围的逐渐扩大。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侵略者对华贸易急速增长，买办的职能范围也从媒介、经纪、代理等一般性职能扩大到经销与承购、包购与包销，买办本身也由此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洋行雇来媒介生意的雇员，而且是对洋行做生意的独立商人。买办要向洋行承担并保证全部购销的职责，洋行则承诺不轻易把购销任务许给他人的义务。通过包销包购，买办的商业活动获得洋行的进一步支持，买办商人的势力扩大了，洋行业务同时得到买办的进一步保证，二者的利益相连，勾结更加紧密。
第三，更多华商的买办化。随着买办职能的扩大，更多的华商进入买办的控制范围。这是因为：首先，征收子口半税制度有利于外国商品的倾销，所以《烟台条约》规定，持有外国货的中国商人也可以领子口税单。但是一般华商请领很困难，因此想分享这份特权就得通过买办；同时内地商人不通过买办也进口不了洋货，于是购销洋货的内地商人必然与口岸的买办商人之间建立起广泛联系，必不可免地要沦为买办商人的洋货推销员。其次，买办资本还通过钱庄、栈号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从而把许多商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加上由于买办可以赚取优厚利润，也促使华商资本向买办转化。这样，大批华商从资金、货源、货运等几个方面纳入了买办的业务范围之内，更多华商也日趋买办化，买办资本扩大了。
第四，买办购销网的形成。随着买办商人势力的扩大，外国商人的商品贸易路线扩大了。本来外商贸易一般都由香港或上海的买办商人扩散，到甲午战争后，却有更多的内地商人到上海开设了分号，直接间接向洋行批发洽购，越来越多内地商人卷入了外商贸易的漩涡，一个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买办购销网也形成了。
首先是洋货推销网的形成。外商一般总是先通过买办向内地市场推销洋货，然后由买办采用或交由当地或其他口岸买办化华商承销，或利用其他推销渠道直接向内地华商摊销的办法推销。从买办商人、批发商人到基层零售商人之间普遍采用赊购的交易方式，这对于缺乏资本的华商是很有吸引力的。买办则在赚取“佣金”的同时，乘机剥削华商增加额外收入。随着内地华商买办化程度的加深，这个买办购销网更壮大了通商口岸买办资本的势力。到甲午战争后，在18 个通商口岸中，进口的英美棉纺织品，有一半是由华商订购的，有些洋货甚至有75％是由华商订购的。买办资本在商业资本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
其次是土产收购网的形成。在茶、丝的收购过程中，有丝行、丝庄、丝栈、茶贩、茶庄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在五口通商刚开始时，中外商人之间没有信用关系，外商收购土产的办法主要是派出各自的买办携现款到内地活动，也有个别洋行通过买办建立自己的收购点。同治朝末年以后，由于大批买办的出现，以及外商银行贷款业乃至钱庄抵押借款业务的展开，出口贸易的中间环节和从事茶丝生产的小生产者一起落入外商和买办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中，这个土产收购网也就形成了。
2。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
主要是利用小生产者缺乏资金的情况，采取预买形式控制和榨取小生产者。商业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建立层层贷款关系，形成沉重的高利贷剥削。在商业高利贷剥削下，生产者失去讲价、自由处理产品的权利，只能听任买办商人的摆布。
各级买办商人还利用其优势地位搞杀价、压价活动。如光绪十一年（1885），在汉口的广东商人事先散布不利于茶叶贸易的谣言，茶叶生产者纷纷廉价出售茶叶，广东商人由此获取不下二三百万两银子；湖北红茶每百斤售银从50 至60 两，下降为头茶21 至22 两，甚至18 两，二茶仅13 至14两，子茶售银跌到5 至7 两。光绪十五年（1889），江西茶行还联合进行压价，致使付给生产者的茶价从每斤350 文下降到270 文。
在银钱比价上玩花样，也是商人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至于收购时使用大秤，在重量、价格上做文章，则更是惯伎。
综上所述，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各种主权尤其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外国资本主义在商品侵略的同时逐步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他们扶植的中国买办商业资本，使刚兴起的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逐渐买办化。这说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中国的商业也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在国家独立和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国内市场、对外贸易等商业活动都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控制。
第二节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资本输出和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1。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数量不多，总税额不过2 至3 亿美元。甲午战争为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打开了通路，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的时期。它们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的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在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扩大了投资范围，并由清廷提供了在华投资的安全保障。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者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环境更好，投资额增加更快。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国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 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5 至8 倍；1914 年达到22 亿美元以上，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 至11 倍；1930 年则已接近35 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11 至15倍。在投资者中，以美国、日本增长最快，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英国增长93。1％，美国增长24。8％，法国增长33。51％，德国增长28。27％，日本则为44。7％。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2。国民经济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形成。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和从中国掠夺原料、土特产的商业流通活动实现的。外国在华所建企业也限于对华贸易的服务行业，地点多在通商口岸租界之中，工厂不多，规模不大。其产品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很小，没有形成一种经济成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业、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中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0％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行，光绪十八年（1892）为579 家，1913 年为3805 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 年为1。42 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随着外国在华贸易投资的增长，洋行势力迅速扩大。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行，除了怡和等一些早就设立的洋行外，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怡和洋行到1914 年所辖企业有30 多个，资本在4000 万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0％以上操纵在洋行手中。
总之，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在前一时期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国际汇兑与航运基础上，又凭投资产业特权，从商品的生产领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完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第一步，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成分。中国的贸易和商业严重半殖民地化。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对外贸易1。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入超的上升。
甲午战争后，投资开设工矿企业所需的资金、货物与机器等进口的增加，使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出超款项被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继续上升，而且对外贸易和入超两者相促进交替上升。
对外贸易总值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4。91 亿元，1927 年为30。10 亿元，33 年间增加近6 倍。中国出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23 亿元，1927年为14。32 亿元，比光绪二十一年增加5。5 倍；进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68亿元，1927 年为15。79 亿元，增加近3。5 倍。由于进口多，出口少，以及列强用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使中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光绪二十一年入超4424。72 万元，1919 年入超2。6 亿元，是光绪二十一年的5。87 倍。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对中国商品倾销有所放松时，也年年入超，而且入超数额也呈上升趋势。
2。对外贸易中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一，进口商品种类有较大增加。宣统二年（1910）商品进口总值155。8万元，达35 项，其中有些进口商品的地位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鸦片输入明显下降。甲午战争前，鸦片进口值在12 项主要进口货物总值比重中占20。5％，居首位。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及清廷采取禁烟措施，英国被迫逐步削减对华鸦片输出，并于1917 年停止。1919 至1921 年间，鸦片占进口总值比重不到0。05％，此后不见于海关贸易统计。其次是生产资料进口值逐渐增加。甲午战争前，生产资料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不到10％。甲午战争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逐渐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已占15％，宣统二年（1910）占17。6％，1920 年占28。5％。最后是棉织品取代鸦片在进口总值中居第一位。1913 年棉织品和棉纱进口值约占对外贸易总值的1/3。随着国内中外棉纺织业生产的棉织品的增加，棉布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一直下降，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为20％以上，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为19。7％；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为16。7％，1919 至1921 年在一度回升后又降到10％以下。而棉纱比重有较大增长，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为14。6％，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跃升为18。6％，此后只是由于国内机制纱增加，棉纱的比重逐渐大幅度下降。
第二，出口商品种类的扩大。
清廷原来禁止出口的粮食和豆类已可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丝与丝织品出口比重下降，而经济作物的豆类、豆制品、籽仁、植物油却逐渐上升。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豆类在出口总值中仅占1。9％，1913 年迅速增为5。8％，1925 年达15。9％，到1928 年便居出口商品首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说明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中国已变成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产地，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部分。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内商业1。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国内商业出现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势必引起各口岸之间相互贸易的增加。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总额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7。4 亿元，1913 年为17。42亿元，增加2。4 倍。
第二，清廷商业政策的调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地改变一些传统的限制国内商业的政策，采取设商部、制定商律、劝办商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这些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商业的发展。第三，铁路运输提供了一定条件。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新建铁路长9253。28 公里，平均每年兴建544。34 公里。铁路的兴建，有助于商品流通，如扩大贸易区域，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快商品流转速度等，以及后来大规模的群众收回路权斗争，均为国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条件。
第四，国内工矿业与社会分工有了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