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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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经世文选编《经世文编》和《补编》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陆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120　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193篇，作者450　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　纲65　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1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陆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发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1　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1851）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有光绪八年（1882）刻本。
　　共519　篇，其中有33　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0　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　纲63　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1301　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6　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0　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0　年（1820—1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1　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1989篇。作者达538　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速进入高潮。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
　　《皇朝经世文三编》，80　卷，陈忠琦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又有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二十八年（1902）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本书为葛氏《续编》之续编，故称三编。所收为葛氏《续编》以后十年间（1888—1897）的文章，共639　篇，有些是外国人写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又名《新增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续编》），72　卷，甘韩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三年间的“时务”文66　篇，介绍外国情况的“洋务”文12　篇。
　　《时务经世文编》（又名《皇朝经世文编五编》），32　卷，光绪二十三年（1893）求是斋编辑出版，又二十八年（190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　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　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维新运动高潮时期编辑出版的书，内容主要是鼓吹变法议论新政的文章，共511　篇，其中有外国人写的165　篇。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　月29　日）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的经世文编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编的，当时不只是学者关心经世大业之作，书商也将其视为应时牟利之作。市场需求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关心新政。
　　《皇朝经济文编》，　128　卷，求自强斋主人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此书选收清末经国济世之文为主，多戊戌变法前后文，大约由于戊戌政变后的顾虑，作者多不署名。《皇朝经济文新编》，62　卷，上海宜今室主人编辑，光绪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多收经国济世以救农工商的论文，共846　篇。此书出于书贾之手，编选欠精，又多不署作者。在相继出版的这类书中，此书不为当时人重视。《皇朝经世文统编》，102　卷，邵之棠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　篇。为供当时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参考。此书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　卷，甘韩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绛雪斋书局本，又瑶林书馆本。收光绪二十七年（1901）元月至二十八年（1902）五月间的文章，共557　篇。
　　《皇朝蓄艾文编》，80　卷，于宝轩编，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这实际上也是《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继续，续收戊戌前后论述维新变法的文章，共1079　篇。此书晚于《新编》四年，为选收中外人士关于变法论述文最完备的一部。
　　《皇朝经世文四编》，　52　卷，何良栋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鸿宝书局石印本，又上海书局石印本。“皆取中西名人伟论，有关经世之用，为初、二、三编所无者，莫不搜求”（《凡例》），而多数为写于庚子前后的文章，共359　篇。此书系为满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后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选编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文章多未选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64　卷，王延熙、王树敏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这是只选收奏议的一种经世文选编。
　　此外尚有仲英采辑的《洋务经济新学论》（1895）、管斯骏编《洋务自强新论》（1896）、陈昌绅编《分类时务通纂》（1902）等等。
　　第七节报刊中国近代报刊开始是由西方来的外国人创办的，稍后才有中国人创办的。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个报刊高潮。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宣传反满革命，形成又一个报刊高潮。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全国报刊骤增，其中言论主张并不一致，但总之是言论自由，一扫旧皇朝时期的法令禁锢。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报刊又被迫萎缩，然而也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具有崭新思想的报刊的出现。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最先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创办中文的和外文的报刊，既向中国人传教，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为其侵略中国服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步增多，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半个世纪中，他们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有170　余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万国公报》是这些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1868　年创刊于上海，初名《教会新报》，1874　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这是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07　年停刊。《格致汇编》，1872　年创刊于北京，初名《中西闻见录》，1876　年迁于上海，改名《格致汇编》。英国人傅兰雅主编。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1892　年停刊。《益闻录》，1878　年创刊于上海，李杕主编。主要报导国内新闻。1898　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
　　为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商业性质的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以《申报》最为重要。《申报》，1872　年创办于上海，为英国商人美查（E。Major）集资创办。1909　年卖给报馆买办席子佩。1912　年席又卖给史量才。1949　年停刊。历时77　年，共出版约25000　号。内容有论说、新闻、广告、货物价格表、轮船进口表等。因历年久，所载近代史料甚丰富，尤富于经济史料。上海又有《新闻报》，1893　年创刊，先后由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和美国人福开森（G。C。Ferguson）主持，也偏重经济新闻及商贸消息，一度成为可与《申报》竞争的上海大报。1949　年停刊。此外尚有天津英国人办的《时报》（1886—1891）、北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1901—1903）。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外文报刊。其中时间长影响大的当数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Heaald）。《北华捷报》，1850年创刊，为英国人创办的一种周报。主要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后因商情新闻日增，1864　年增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News），作为《北华捷报》的副刊。随着《字林西报》发行量的扩大，《北华捷报》反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报》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两报皆于1951　年停刊。
　　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和维新运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刊，如香港有《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华字日报》（1864　年）、《循环日报》（1874　年）、汉口《昭文新报》（1873　年）、上海《汇报》（1874　年）、广州《述报》（1884　年）、《广报》（1886　年）等。这些报刊多由初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向国人宣传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
　　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时期，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出现高潮。在1895—1898　年间由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达30　多种，其中《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影响较大。
　　《中外纪闻》，1895　年8　月创刊于北京，由强学会主办，梁启超、麦孟华编辑，两日刊。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重名，12　月改名《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邸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闭塞状况。每期随《京报》送与在京官员，达二三千分。1896　年1　月被封禁。是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又出三期，即与《中外纪闻》同时被封禁。
　　《时务报》，1896　年8　月在上海创刊，10　日1　册，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等任主笔。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数月间销至一万多份。1898　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改为《昌言报》，　又出了10　期。
　　《知新报》，1897　年2　月在澳门创刊，总理为康广仁、何廷光。先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传变法图存，介绍戊戌新政。政变后继续出版，为维新变法辩护。1901　年停刊。
　　《国闻报》，1897　年10　月在天津创刊，严复主编，日出一大张。主张变法自强，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又出副刊《国闻汇编》旬刊。戊戌政变后售予日本人。
　　《集成报》，1897　年5　月陆念护创办于上海，旬刊，为维新运动时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见者有第1—34　册，保存大量史料，分类辑录，便于检阅。戊戌以后的立宪派报刊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运动，但由维新运动激荡起来的办报热潮却不可遏阻，中国近代报刊仍保持着发展势头。
　　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成立保皇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继续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清议报》，1898　年12　月在日本横滨出版，旬刊。梁启超主编，宣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救光绪皇帝。1901　年12　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00　期。后又出版汇编本《清议报全编》26　卷，内容有增删，编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丛报》，1902　年2　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初为半月刊，后不定期。
　　仍由梁启超主编，为当时改良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其后革命思潮高涨，而此报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声誉骤减，于1907　年8　月终刊，共出69　期。
　　《政论》，1907　年10　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上海出版，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梁启超、蒋智由主编，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国风报》，1901　年在上海出版，旬刊。发行人何国栋，实际主持人为梁启超。立论仍主君主立宪，要从思想上影响和指导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鼓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和金融。至1911　年6　月停刊，共出52　期。以上为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以梁启超为主要编辑人的君主立宪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其政治主张也是君主立宪，但不像上述诸刊那样着重宣传政治主张，而主要是时事报道和时论选辑。《外交报》1902　年1　月创刊至1911　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00　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0　年间有关中外关系的丰富的编年史料。《东方杂志》，1904　年3　月创刊，至1948　年12　月终刊，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月刊（中间曾改为半月刊），共出44　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