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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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10 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②，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首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①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首的福建小刀会；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首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17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首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发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发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发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 年8 月13 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6 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 月24日），照添弟会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上刻“段成心堂”4 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5 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5 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左右分立5 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② 《军录》，闽浙总督裕泰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128 页。宿字样，刻成小木戳28 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会内设有号簿一本，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①。
其他会党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发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首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首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首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①。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200余人，称抬天会②。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42 人，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 年9 月21 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100 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③。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首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1000 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堂无不周知①。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 月18 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① 《军录》奕山折，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 《军录》，金应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② 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 卷12 期。③ 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 卷12 期。① 《军录》署理湖南巡抚骆秉章折，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
谈贫苦。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390 人。邓南保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 字编列号次②。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③、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1 人或2 人领运，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1 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9 人承运。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①。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②。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③。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④。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发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70 余处。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的罗教庵堂50 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33 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l 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1 人专管香火② 《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 包括江苏、安徽。
① 《史料旬刊》第12 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全案》卷1，监察御史熊遇泰折。② 《漕运则列纂》卷9。
③ 《史料旬刊》第12 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会案》卷1，监察御史熊泰折。④ 《史料旬刊》第12 期崔应阶折。
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组成船帮水手领导集团。老堂船作为帮内议事场所，设有标志老帮规、家法的“神棍”，可对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惩处。粮船水手之间，原有互济互助的传统。水手的劳动是集体性的，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特别是通过运河闸口时，每一帮的全部水手、纤夫，都要参加拉纤，才能把所有一帮的船全都拉过闸去。同时，船帮还夹带走私货物与私盐，也与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关。在老堂船建立之后，水手行帮内部的互助性又有了发展。老管对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①。在水手的行帮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家长统治。凡拜师习教，皆按照罗教内排定的辈份，论资排辈②。帮内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③。从乾隆中叶到道光初年，在粮船水手中已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帮会，既在水手中互济互助，又从事走私贩私，杀人越货。不过这时还未正式出现“青帮”这个名称。
大约在嘉道年间，又出现了一种与漕运有关的武装走私团体，专门帮助粮船水手帮会夹带走私品与私盐，其成员既有各地游民，也有被逐的粮帮水手，号称“青皮”。道光末年，漕运水手大量减员，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队伍。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粮改行海路，浙帮被遣散，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同青皮相结合，在两淮盐场、运河沿岸及长江中下游从事走私、贩卖私盐及抢劫活动。咸丰、同治之际，在江苏安东、清河一带的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①，也从事走私及贩卖私盐的活动，称为“安清道友”。这样，从道光开始到咸、同之际，在江浙两淮一带，便形成了一支由粮船水手行帮、青皮与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会党，通称“青帮”。
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另一新的会党是哥老会。哥老会也称哥弟会，在四川称“袍哥”，江南一带又称“红帮”。
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向来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认为哥老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为郑成功创立②。近年有学者认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和江湖会发展而来③，也有人认为哥老会乃啯噜之音转④。又有学者提出，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⑤。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和档案史料来看，哥老会的产生，与道光、咸丰年间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们的行帮及沿岸的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档案史料记载：“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橹如织。”①因而需① 《军录》江苏巡抚陶澍折，道光五年七月廿四日。
② 即：“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③ 《漕运汇选》，第51 页。
① 《军录》卞宝第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②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刘师亮：《汉留全史》。
③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 年第2 期。④ 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台）《食货月刊》（复刊）第9 卷第9 期。⑤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213 页。①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 辑，第1274 页。
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这是上水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约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②。在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0 万人③。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在四川有“啯噜子”④；在两湖地区有天地会、江湖会、仁义会，还有秘密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在江西有担子会、边钱会。经过互相影响与融合，便在长江水手行帮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会党——哥老会。正因为哥老会中有其他秘密结社的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①或称哥老会②，“又号江湖会”③。或称江湖会为“变名哥老会”④。
因为哥老会的兴起与长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长江沿岸各地秘密结社的影响，所以哥老会的活动据点称作“码头”，首领称为“舵把子”，并因受到仁义会、啯噜子、江湖会、边钱会的影响，又称首领为“帽顶”、“老帽”、“老么”等⑤。至于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如有的哥老会成员也自称“洪家”，会内也有隐语暗号，内容也与天地会相类似，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系统的秘密结社。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
“1860 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