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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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
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
1902至1912年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
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
《近代史》现在已被十二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
史》的编写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
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
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
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
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
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
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
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
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
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
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
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改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
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
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
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
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
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
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197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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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本书原为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 《剑桥中国史》的第3卷，本卷为崔瑞
德编，其纪事起自隋朝灭陈（589年），止于唐之灭亡（906年），实际上是
隋唐两朝的王朝史。鉴于《剑桥中国史》现正陆续出版，同时本书又能独立
成卷，自成体系，故先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并定名为《剑桥中国隋唐史》。
本书是一部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
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国人编写的大型隋唐史，能够达到这样
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相信，不仅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
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科学重要内容之一。本书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活
动，它以人为经，事为纬，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国中古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
丰富多彩的历史，同时又剖歧析异，发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现举数例如
下：
隋炀帝 炀帝其人，历来被封建史家贬为一无是处的暴君。近年来，虽
然有一些学者肯定了他建东都、开运河等事迹，但总的来说，仍是褒少贬多。
本书却给炀帝以很高评价。尽管作者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但认为他在中国
帝王中决不是最坏的。从当时背景看，他并不比别的皇帝更暴虐。炀帝很有
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很
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本书认为，在589年平陈时，他在建康的行为堪
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
都作出了贡献。唐代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炀帝所开
的运河，运河促使杭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并提高了运送军队和供应至任
何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认为这
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
唐高祖 长期以来，治史者认为唐高祖李渊是平庸无能之辈。近年来，
国内史学界已逐渐清除笼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雾并肯定了李渊的建唐开国之
功。在这一点上，本书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本书认为，尽管李渊反隋时已
年逾五十，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生气勃勃和干练的领袖人物。他
策划了太原起兵。他对李密和东突厥的外交攻势，使唐军得以胜利进军并攻
占隋都大兴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许愿等政策，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唐
高祖创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标准衡量，“武德之治”均称得
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唐王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李渊
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为他执政期短，又夹在中国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
隋炀帝和唐太宗之间。二是他的开国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盖了。
唐高宗 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旧史却将他描绘为懦弱的傀
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有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本书不为这些传
统之见所囿，既指出高宗确有懦弱一面，又具体论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
树。和前辈相比，他的另一伟大政绩是对科举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控
制物价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这时的军事
力量和威望均达顶峰，甚至超过唐太宗时期。在高宗后期，武则天的地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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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不稳定的。她只能靠间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击。
武则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国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来，毁誉不
一，至今犹争论不已。本书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为后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称
684至705年为“武韦之祸”，是“欠公道的”。因为首先，它忽视了武后
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其次，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在她执政最后几年以前，
政府受其统治作风的危害。第三，武后时期农民生活比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
为良好。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
能像武后那样在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
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
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武则天的消极面表现在：
她最后几年的统治每况念下；她的统治作风高度独断，以至当她失控时，行
政结构立即出现裂痕，而她这时反而不能以其一贯的无情手段，断然采取措
施。对中外学术界有争议的以下一些问题，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 （一）支
持和反对武则天的两派斗争问题。过去主要有两种看法：陈寅恪认为这种斗
争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掌权的
贵族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本书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
都是对当时社会认识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作者认为，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掌
权者与以拥武为升迁手段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武则天利用后者夺取了权力。
（二）武则天迁都洛阳问题。本书认为，从政治和经济上解释这个问题，虽
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还有第三种因素，即她惨杀王皇后等人后，
内心恐惧，无法再留在长安。（三）以周代唐问题。一般认为，武则天取国
号为周可归因于她追赠其父的封地（周）。但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她以周为
国号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她的
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达到的至治之世。（四）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支持了武氏
政体的问题。本书认为支持这种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财天在660年后10年间
根本没有开科取士。 660至683年进士年平均数也仅18人。 （五）武则天
代表什么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问题。本书不同意她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
兴的商人阶级”的看法，因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书也不赞成武则
天代表东部地区利益反对西北贵族的观点，因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
族”出身。
唐德宗 本书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
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
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
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
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
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
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
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
唐宪宗 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中叶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
不少人认为宪宗上台后大力镇压二王集团，是反对革新的保守派头子。本书
力图抹掉投射在宪宗评价上的阴影，认为他对二王集团的处理非常慎重，除
二王外，无人被处死。清洗范围仅限于真正的参与者，而不像历来那样殃及
亲朋故旧，甚至与二王集团关系极密的韦执谊的岳父杜黄裳也被重用为宰
相。宪宗鼓励朝臣大胆讲话，坚决削平藩镇，选用武元衡等一大批五十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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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优秀人物当宰相，实行一系列改革以推进军事中央集权运动，在“中兴”
李唐过程中打开了德宗时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几乎重建“贞观之治”
的人。关于宪宗之死，作者认为，他被宫监陈弘志所弑的看法不可能获得证
实或反证。但他的死却使宦官在拥帝问题上开始拥有大权。对于宪宗因服药
过量而卒的说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道德堕落的结果，但本书认为，
这种意见虽有理，但还不能让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问题。总之，唐代宫
廷阴谋，模糊不清，真假难辨。
李林甫 此人历来受到责难，被视为“口蜜腹剑”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
盛而衰的罪魁祸首之一。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说他是务实
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唐玄宗统治时期许多重大而有价值
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当宰相时进行的。李林甫时彻底修改了整个
税制和地方费用规定，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
订的全部法典，至14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权力
比以往更顺利、更有效率。李林甫执政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姚崇、宋璟和张说任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
而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唐玄宗已不再起积极作用，故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
远比姚崇等人全面，杨国忠根本不能与他相比。有人说李林甫任宰相前与张
九龄不和，因为后者反对他擢升，这种意见并无确证。所谓他的入相与武惠
妃有关和他与裴光庭之妻私通的传说，都可能自出虚构，因为当时史家大多
仇视李林甫，所以尽量给他抹黑。
二、历史事件
“安史之乱” 本书指出，过去不少人将“安史之乱”视为“在国内进
行的外患”，因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出身非汉族。这种看法虽不是毫无根
据，但无说服力。陈寅恪发展了的夷狄论的变种观点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
谷霁光从河北对唐廷的长期异化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论据也无说服力。作者
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
的环境”，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
本质联系”。尽管人们都说“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影响巨大，但语焉
不详。本书则非常重视这种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
点： （一）军方成了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结构被改组。
（三）许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会威望。（四）国家财政结构崩溃。（五）土
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击。 （六）人口大规模南移。（七）丧失了对河北和
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八）江淮几道取得新的关键地位。 （九）唐帝国
丧失了领土和威信。本书将这些变化贯串到此后至唐亡的历史论述中去，这
样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党争” 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本书针对主要
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
宪宗时的个人恩怨。至9世纪20年代个人恩怨公开化，形成党。党不过是政
治人物的松散结合体。因史载阙如，很难弄清产生朋党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
化状况。本书认为，朋党领袖拥有政治权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随者。
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党的发展，若宣宗直接继宪宗位，朋党之
争将会缓和得多，甚至会使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关于朋党规模，日本学者砺
波护编制的两党名单中，有几人被列入或划出，其标准尚可推敲。他关于门
生故吏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朋党结盟影响向下层发展，从而形成金字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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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虽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不少问题。本书认为，依附牛李两党主要
人物的大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是否存在，值得怀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党的
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