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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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采取严酷的手段，将大批戍军处死，并将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阴历
四月，一道诏旨命令将彭城变成“文都”，并将它置于北边的兖州管辖之下。
但是事情远未解决，它只是产生了新的更加麻烦的问题，从城市逃亡或
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为盗匪，使周围的地区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
朝廷在该地区宣布大赦，并允许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军人前往岭南服兵
役，然后可能转到北方的正规军中。但计划是去重建武宁军，还是把军队驻
屯他处，则不得而知。事实是有3000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两年前遣送
去的2000名武宁军士兵会合。
认为麻烦将会因此而结束的任何愿望证明是过于乐观的。868年，即在
和南诏的敌对行动结束之后两年，关于862年来自武宁军的部队应在三年服
役期满后北返的诺言又没有兑现。据说这是因为官府没有足够的钱将士兵们
遣返回乡。868年阴历七月，屯驻桂管 （岭南西北）的800名武宁军士兵在
他们的粮料判官庞勋领导下哗变，开始回军北返。①
朝廷决定对此次暴动予以赦免，允许士兵们在护送下返回家乡，但条件
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们已经照办，但他们怀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
是一种使他们丧失警惕的诡计，还怀疑朝廷将在他们返回武宁途中加以袭
① 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见《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2 页；《册府元龟》，卷498 第26 页；《旧唐书》，
卷19 上第654 页。
② 关于这些叛乱的最好论述是：谷川道雄的《关于庞勋之乱》，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1 （史
学4 ），第27—42 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50—53 页；戴何都：《庞勋叛乱》，载《通报》， 56
（1970 年），第229—240 页。庞勋在正史中无传，但他的叛乱在康承训传中有充分叙述，见《新唐书》，
卷148 第4773—4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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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或在转回途中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采取措施重新武装起来。他们乘船
航行到长江口，进入淮南，当时该地归节度使令狐绹管辖。令狐绹的属官们
力劝他粉碎庞勋一伙，他们认为这是相当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绝采取任何
行动，只要庞勋不在“长淮以南”引起麻烦，对于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
毫不在乎。他宣称：“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庞勋处试图安抚造反
者，甚至供给他们食物。令狐绹让庞勋团伙和平通过他的辖地的决定受到了
后来若干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来说是不可
①
理解的玩忽职守。 但是，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着不安和紧张局
势，同时鉴于令狐绹自己和朝廷的紧张关系，他的决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
庞勋在868年阴历九月进入武宁，从以前的戍军袍泽中寻求支持，未遇
到什么抗拒。他们的队伍立刻超过1000人，但直到此时这仍是一次纯粹的军
队暴动。庞勋要求撤换一批他们憎恨的军官，并以822年王智兴在武宁叛乱
的先例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王氏的叛乱开始了该地的周期性动乱。观察使拒
绝撤换军官，一切军事对抗随之而来。阴历十月，庞勋拿下了宿州城，他的
人马在那里大肆劫掠。数千名当地农民参加了叛军。当庞勋抵达武宁治地徐
州时，住在城外的农民烧掉了城门。叛军俘获了观察使，杀死了他们憎恨的
军官。庞勋进入徐州之后开始获得大批追随者，支持他的人来自广大地区。
参加他的队伍的人有今天的山东以及淮
西、淮南和往南远到浙江的盗匪，还有当地的农民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绅士。
一名地方名流从邻近地区带着自己的3000人前来投奔，庞勋名之为“义军”。
①
战斗延及十余州，北至山东，南到淮南。尽管这时已有普遍起义的真正
可能性，但庞勋仍用比较克制的和传统的方式来考虑问题，他仅仅希望由于
他的胜利而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即使是为了实现这样有限的目的，他仍必
须迫使更多的人参加他的军队，并征用地方绅士和商人的财产，而在此过程
中经常发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无纪律可言，一旦唐朝军队对他发
动强有力的攻势，农民们很快便抛弃了起义者，随后离开的是庞勋自己的属
官和支持他的绅士。
在经过一年的战斗以后，庞勋叛乱在869年阴历九月最后被镇压下去。
镇压起义者的战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依赖外族军队支持的程度。唐军统
帅康承训要求并得到皇帝允许，从吐谷浑、达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
募外族军队。外族的领袖们还被授予重要的指挥权：提供3000骑的沙陀首领
朱邪赤心还指挥中国10镇所提供的讨伐军。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
个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在叛乱平
②
定之后，朱邪赤心得到赐姓名为李国昌的荣誉。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黄巢
造反时拯救了唐朝，并进而建立了后唐王朝。
与南方的裘甫起义相比，庞勋叛乱更像是黄巢起义的真正先驱者。由于
① 最坦率的批评见孙甫：《唐史论断》（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 年），第3 卷第6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123—8144 页。
② 关于使用外族军队镇压叛乱的情况，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浑》（罗马，1970 年），
第194 页；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第三次异族乱华》，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1 （1930 年），
第851—8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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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次始于中国遥远南方的戍军发难的暴动，所以不那么有名。然而，最
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问题和力量在庞勋叛乱中变得很明显，并以更严
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叛乱中重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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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宗 （859—873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朝政
859年，宣宗在这些阴暗的事件当中死去。这被普遍认为是唐王朝的巨
大不幸，因为宣宗尽管偶尔表现出严酷和偏狭，但是他聪明，处事公正，乐
于接受臣僚的劝告，能够自我克制，而且生活节俭，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朝廷中许多人认为——特别是在回顾他当政时——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几
乎是太宗第二；还认为他是可能从困扰中国的种种问题中拯救唐王朝的一个
人。
他在49岁早死，是由于服用他周围道士们以矿物炼成的丹石中毒所致。
他是40年中因丹石致死的第四个皇帝。他的死是突然的和没有料到的；特别
不幸的是，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定一个继承人，继承问题悬而未决。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宣宗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自己家庭之间复杂
的甚至敌对的关系。他是一个私生子，为皇亲们所轻视，他的父亲宪宗曾不
让他住在禁中，而强迫他住在“十六宅”，这是宫中大批年幼的皇族和恩宠
①
较疏的皇子们的混合居所。他继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为在他登上皇位前已
有一个异母兄长和三个侄子当上了皇帝。在不引人注目的漫长岁月里，他和
第一个妻子结婚，她出身普通家庭，姓晁，生下了郓王李温和一个女儿。当
他登上皇位以后，他将女儿嫁给有影响的郑氏的一个成员，并特别告诫她不
许干预政务，以免重蹈中宗朝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的覆辙。
他的诸妻中没有一个被正式指定为皇后，他显然拒绝指定嗣君，尽管大
臣们为此进言，催他急办。他的理由是，他担心指定嗣君后自己将“为闲人”
——意为被排挤出权力之外。在12个儿子中，长子李温最不受宠，也被迫住
在“十六宅”，就像宣宗年轻时的处境那样。
当接近生命终了时，他因服用由身边的道教术士制造的丹石而长期患
病。859年阴历八月，他感到病情严重，便留在宫中不与大臣们接触，由御
医和那些主要造成他这种状况的道士照顾，只有宫中的宦官能接近他。
9世纪上半期，宦官们已能左右皇位继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
四人为宦官所拥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们谋害。随着宣宗之死，
敌对的宦官集团再次试图策划把他们各自的候选人推上宝座。
在临死前，宣宗最信任的一个宦官三人小集团声称，皇帝曾交给他们一
份密诏，指定最宠爱的第三子夔王应继承皇位。这几个宦官害怕朝廷中的官
员和另一位著名的宦官神策将军王宗实反对夔王，因为他们一伙与王宗实之
间长期以来一直不和。宣宗死讯宣布以前他们带着敕旨从宫中露面，指派王
宗实为淮南监军使；淮南虽是一个重镇，但却远离京师。
王宗实是在宫外接到敕旨的，同时还被禁止进入停放宣宗灵榇的内廷。
但是这种临终的旨意自然会令人怀疑。宣宗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大臣们对
十多年前武宗临死时在同样环境里的荒谬的和无法预言的行为记忆犹新。因
此，王宗实认为见不到皇帝他无法了解这一任命是否属实。他秘密地进入宫
内，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三名试图拥立夔王的宦官被处死。大行皇帝的长子
李温很快被召来，虽则他的父亲已死，仍被正式立为嗣君，准备立即登基。
当时他26岁，缺乏政事经验，一位受尊敬的年高望重的大臣令狐绹——他并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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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与嗣君的选立——被指定为摄冢宰。 ①
这次皇位继承简直可以说是不吉利的。懿宗借以登上皇位的“遗诏”的
②
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不是宣宗的真正儿子。他个人的权力
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况且他所管理的政府既分裂又派系林立。没有一个
人能认真断言懿宗是一个杰出的皇帝。他为人反复无常而又任性残忍，并且
变得穷奢极侈，昏庸无道。但如上所述，他继承了大量难以处理的问题。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朝廷中的政治局面。他继承下来的一个长期
存在的问题是外廷和内廷之间剧烈的对立；外廷是正规的职官，内廷是皇帝
个人的侍从，以及宫中人员和宦官。官僚们的仇视和猜疑集中在宦官身上。
③
从 8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被安排担任一系列官职。他们不但照料皇帝的宫
殿、苑囿和财产，而且管理驿传、馆舍和都城的佛教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
作为皇帝的秘书 （枢密使）已在宫中负有审议的责任，而且掌管着皇帝私人
的内库。他们充当各地的监军使和沟通皇帝与封疆大吏之间的关系的角色。
但他们最重要的权力在于控制神策军，它不但是皇帝的亲军，而且是由中央
政府直辖的主要军队。④
如同我们在嗣位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分为集团的，但政府中真
正紧张的局面在于外廷官员们对他们的敌视和猜疑。一个不受重视的皇子被
一个宦官集团抬到皇位上，他不可能顺利地得到他的朝臣们的效忠，在统治
的第一年懿宗面临朝中大臣们相当顽强的抵制。为了试图解决这种局面，确
保最上层大臣们的公开支持，861年阴历二月，三名最重要的非武职宦官来
到宰相们议政的中书省，交给他们的发言人杜悰一件诏令，要求这些在宣宗
病危时（将近18个月以前）任宰相的人们编造一份回溯日期的奏疏，其内容
是在他父亲生病时曾请求郓王（懿宗即位前的封号）监国。这样将公开表明，
嗣位不但是由于宦官，而且还得到最上层官员们的赞同。任何拒不签署的人
将要承受严重的后果。年迈的杜悰告诉宦官代表说，在新朝伊始、万方欢欣
的时刻，这样一道诏令是不合适的。他还说，宦官枢密使与宰相宜于“共参
①
国政”。诏令立即作废，当懿宗上朝遇见大臣时，他“色甚悦”。这件事使
人感到对新政权的反抗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必须取得官员们支持的正式表
态。回溯性的奏疏将使懿宗的嗣位打上由宰臣们认可的印记，如果以前的宰
相们拒绝签署，就会激起一场较大的政治危机。杜悰的答复以一种比较微妙
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的结果。通过把懿宗嗣位说成是“万方欣戴”，他清楚地
表达了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通过阐明宰相和枢密使应共同治国，他公开承认
宦官们在政府中的明显的政治作用。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 第72 页。
②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 （上海，1959 年），第449 页。
③ 关于唐代后期宦官职责的扩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长的全面评述，见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
载 《史学杂志》，63。10 （1954 年），第920—934 页；横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中世近侍政治
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时代和文化》（东京，197O 年），
第417—442 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 1971 年）。
④ 见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东洋史研究》，18。2 （1959 年），第151—167 页；《神策军的发展》，
载 《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 年），第 205—22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0 第8092—8093 页；杜悰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7 第3984—3985 页；《新唐
书》，卷166 第5090—50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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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悰从来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尽管他在武宗统治 （841
—847年）后期曾短期担任过宰相。可是他是以一种独特的地位充当官僚们
的发言人的。他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年长的政治家，曾为懿宗以前的六个皇帝
效劳，享有正直的声誉。他还是宪宗时期享有巨大威望的宰相杜佑之孙，并
和宪宗宠爱的孙女结了婚。
杜悰从他长期的经验中清楚地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谨慎和及时地
支持新政权的姿态避免了一场危机，还可能防止了类似835年甘露事件那样
的一场大屠杀。但是他公开承认宦官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这对于其他官员们
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半个世纪以前，宪宗自夸他自
己能除去最有权势的宦官吐突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