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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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宦官、宠臣或皇室亲属垄断了多少权力，这些官僚集团总是在宰相中有它
① 他的传记见 《旧唐书》，卷149 第4010—4011 页；《新唐书》，卷104 第4009—4010 页。
② 王铎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64 第4282—4285 页；《新唐书》，卷185 第5406—54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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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代表。通常四个宰相中有两人选自这些家族。他们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恩
荫，这便防止了王朝以前的支持者的完全离心离德。但是他们从未掌握真正
的权力。
朝廷剧烈的政治斗争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在各地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时罢
相的最普通办法是委派他当地方高级官员，通常是做观察使或节度使。许多
这样的任命对于唐王朝之能否真正幸存下来是事关重要的；然而，从这些带
有剧烈政治斗争伤痕的人们中，朝廷很难指望挑选出高度忠诚的人去任职。
令狐绹对淮南北部发生的事情采取的中立态度，便是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一个
例子，当时他竟允许庞勋叛军和平地通过他的辖境。夏侯孜在867年罢相之
后被派去四川，在那里抵抗南诏入侵时他表现出的无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幸运的是，在懿宗统治时期更多的地区并未卷入叛乱，因为京师周围、长江
中下游等地以及四川的许多节度使都是以前的宰相，而他们对王朝的忠诚是
难以保证的。
除了统治精英的政治分裂及这种分裂对地方行政和官场风纪的影响之
外，还必须着重指出管理职能的退化。懿宗即位以前，在宣宗统治下有一股
改革活动的疾风，它主要是想恢复传统的制度结构。但是官僚机构继续崩溃：
政府机关呈四分五裂状态，法纪荡然，某些机构改变了职能，其他一些则名
存实亡。此外，例如选拔官员和起草诏敕这样重要的基本职责不再属于任何
①
具体的机构，而多半是临时向人交办。这不是新的发展，而是一个世纪或更
多时期变化的结果。它严重地削弱了官僚政治的完整性、使命感和内聚力，
降低了它们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断地损害着一度有力的和组织完善的机构。
制度破坏后的明显标志必然是增加了官僚们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强调懿宗个人的奢侈、他的不合常理的残酷以及他
的任性。这位皇帝的某些行动是完全反常的。有一次他想任命一个宠爱的乐
工为宫廷禁军的将军，此事甚至激起了宦官和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凡反对任
何一个与真正权力中心有关的人物的官员是不会安全的。一位大臣奏请皇帝
注意他的宠妃的兄弟涉嫌一件阴谋案，懿宗竟下令将该大臣处死，全家削籍
为民。
除了皇帝的专横和残暴之外，懿宗朝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它和以前几位皇
帝时期的政策截然不同。在使用宠臣方面，在专横地使用权力方面，他的统
治都使人容易想起武后之治，并留下了一个同样强烈的痛苦的混乱摊子。但
是也有重大的不同。武后很少采取悖乖的行动。再者，她的政治活动冲淡了
旧贵族的力量，扩大了王朝的政治基础。懿宗的政治活动则明显地缩小了中
央政府的政治基础，至少它的最高层是如此。由于在最高的官职上排除了过
去最坚决支持王朝的那些家族的成员，而代之以宦官、暴发户和小部分贵族
（它们主要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基地，有时也与皇室通婚）中地位较低的成
员，所以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毁掉了王朝长治久安所最依赖的灵活性和
平衡。地方上存在的深刻的和普遍的动乱促使王朝的拥护者在以后僖宗皇帝
统治下暂时重新联合了起来，但是以前列朝的相对政治稳定性却在唐朝统治
的这最后40年中再也不能恢复了。
懿宗对佛教的支持
① 孙国栋：《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机构之演变》，载《中国学人》（英文），3 （1971 年），第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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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迹象表明，懿宗在即位初曾认真过问政府事务，他的作用限于日常
的礼仪。其他时间只是尽量寻欢作乐。看来他感到这种生活完全合乎自己之
所好。他过于爱好音乐和宴游，在听音乐和观看宫廷乐人表演时是不知疲倦
的。他经常参观长安的园林，前往京师周围使他感到愉快的风景名胜之地，
伴同他的是为数众多的皇子和通常超过万人的随从队伍。他的奢侈行为的费
用是难以计数的。
懿宗对佛教的庇护通常仅仅被视作他的奢侈挥霍的又一个方面，也是他
的个人各种无节制行为的一种表现。然而，在845年大事毁佛之后，皇帝重
新支持佛教却是一桩值得重视的富有历史趣味的事件。
宣宗几乎立即改正了武宗对佛教寺院的广泛的压迫，但此事通常被人忽
略了。847年阴历三月的一道诏令宣布，所有会昌年间被毁的寺院可以重建，
官府对此不得干涉。这种恢复只是宣宗及其大臣们改正武宗朝政策的全面努
①
力的一个方面。在他的恢复佛教信仰的其他行动中间有一道848年的诏书，
命令在长安、洛阳、成都、荆州、汴州和扬州建造新的庙宇。壮丽的佛教节
庆在全国重新举行，在京师，皇帝恢复了佛、道、儒鼓吹者之间的传统辩论。
在福建，有许多新的寺庙是唐末和五代建造的。其他地区无疑也存在同样情
况。这样，宣宗之治标志着佛教恢复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地位。
懿宗证明甚至比他父亲更热衷于作佛教的保护人。几乎从即位之日起，
他为佛教滥用公帑和个人虔诚信奉就显而易见了。862年，在皇帝下令举行
大规模受戒仪式，并为僧尼在宫内讲经提供新的设施之后，朝中有人提出异
议，重申反对佛教的传统的理由。但是这些反对者的雄辩毫无效果。
在懿宗晚年，他对长安佛教机构的庇护增加了。在他生日那一天，来自
京畿各大寺院的僧侣应邀到宫内讲经。871年，他参观了坐落在皇子们所居
的王府——他曾在其中长大——正西的安国寺，对僧人们滥施赏赐。同一年
晚些时候他邀请一万名僧人到宫中举行盛大的斋筵。
懿宗的许多大臣在佞佛方面与他不分上下，首先是裴休，他是宣宗朝最
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懿宗朝继续保持荣誉职务直到870年去世为止。裴休是
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不饮酒吃肉。他写下了若干关于佛教禅宗的学术著作，
因为立论精密严谨博得了许多赞赏，它们已成为佛教三藏的组成部分。对佛
教的赞助不限于长安，在地方上也广泛流行。以后数十年，在禅宗的一大中
心的福建佛教得到大量的支持；作为这个时期佛教流行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中
国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刚经》，它印行于868年，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
刷品之一，在本世纪初为斯坦因所发现。
懿宗庇护佛教的最后行动是最壮观的。早在873年，皇帝不顾大臣们的
拼命反对，决定恢复尊崇佛骨的仪式，此事在819年曾受到韩愈的令人难忘
的斥责，以后未再举行。873年迎佛骨仪式极其隆重，甚至超出了宪宗时举
行的那一次，政府在全国颁布大赦以示庆祝。京师富家竞相炫耀侈靡，朝廷
中的成员全都施舍大量财物。
懿宗举行这个仪式也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临近死亡而绝望所致，因为他
① 关于宣宗恢复佛教主要事实的论述，见冉云华：《中国佛教编年史：581—906 年》（桑蒂尼克坦，印度，
1966 年），第97—105 页。关于福建建造的新寺庙，见魏应祺：《五代闽史稿之一（续）》，载《国立中
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台湾），第70 期 （1929 年），第3O51—30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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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后就身患重病，终于在873年阴历七月死去。皇位立即由他12岁的
儿子李俨继承，李俨在历史上称为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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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 （873—888年在位）
皇帝和宦官
873年12岁的李俨继承皇位，比他父亲860年嗣位要平静得多。他是懿
宗八个儿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应归功于两位资深的宦官神策军将军刘行
①
深和韩文约。刘行深出身于宦官世家，刘家的几个成员曾博得朝廷大员的尊
重，所以刘对李俨的支持是有相当分量的。新皇帝在873年阴历七月十九日
即位，这是他父亲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为继承人负责军国大事的次日。
懿宗的遗诏任命他的宠臣韦保衡摄政，但事实上韦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几
个声名更加狼藉的宠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后立即被贬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个孩子，对宫外生活所知甚少。他爱好游戏，长于射箭、骑马
和舞剑。他特别为自己善于踢球——唐代特别风行的一项运动——而自豪。
他还爱好数学计算、音乐和各种赌博，特别是掷骰子。他爱斗鸡，和自己的
兄弟在斗鸡比赛中打赌。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当迟钝。
当僖宗长大之后，他对游戏和娱乐的兴趣减弱，开始坚定地过问朝廷事
务。不幸的是，他看来是一个严酷而反复无常的统治者，过分关心细节，喜
施严刑，甚至用它来对付那些对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评。僖宗在他统治的
15年中，常常被描写成十分轻浮的人，但看来很清楚，在他将近20岁时他
已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统治者，虽然明显地反复无常，没有经验和缺乏足够
教养。如果要对他统治时期朝政的处理多加批评的话，人们必须记住，僖宗
面对的是如此复杂和危险的一种危机，足以最大限度地考验任何统治者的聪
明和勇气，何况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即使考虑到历史学家有反对宦官的偏见，他们将僖宗统治时期的失政主
要归罪于他的首要宦官田令孜 （他很快便主宰朝政并作为唐末最有权势和最
①
可怕的宦官之一而闻名），也可能是公平的。田令孜和他的宦官继承人对唐
末诸帝的控制是如此有力，以致于皇帝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傀儡。在唐朝最后
数十年间，虽则皇帝曾短期内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权力，但总的来说，皇权
差不多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田令孜在懿宗统治时期只是宦官中一个次要人物，他掌权的关键在于他
和僖宗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僖宗把他当作养父。田令孜受过很好的教育，
非常聪明；他设法让僖宗忙忙碌碌，同时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的支配
地位在875年被委任掌管神策军时显示了出来。现在他不需请示皇帝便能任
命官员，分赠赏赐，皇帝显然无保留地信赖他处理朝廷事务的能力。田令孜
千方百计给皇帝的内库增加收入，其中包括计划籍没京师富商的财产。任何
反对他的计划的人都有被处死的危险，甚至政府中最高的大臣们也害怕公开
与宦官作对。
除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之外，田令孜寻求普遍提高宦官威信的办法，880
年他任命京师和地方的高级宦官职务时采用了迄今为止只是在任命宰相时才
①
用的庄严仪式。田的极端冷酷和他对皇帝的牢固控制当然引起僖宗外廷官员
① 《资治通鉴》，卷252 第8166 页；《旧唐书》，卷19 下第689—690 页；《新唐书》，卷9 第263 页。
① 他的传记见 《旧唐书》，卷184 第4771—4772 页；《新唐书》，卷208 第5884—588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 第8225—8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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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不满，毫无疑问，他在朝廷的地位更摧毁了大臣们中间的一切共同使命
感，而且粉碎了恢复唐朝皇权的任何希望。
唯一强大到足以和田令孜抗衡的角色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与田令孜不
同的是，他是最有势力的宦官“世家”的成员，他的祖先在神策军充当高级
②
将领近百年之久。他的经历和一个普通的朝廷官员是很相似的。在被枢密使
杨玄翼收为养子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一些地方的监军使，并在镇压庞勋叛乱
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然后他回到京师任宣徽使，869年接替义父杨玄翼为枢
密使。杨复恭代表宦官集团中与朝廷机构完全合作的那一部分人，他忠于王
朝，而不是忠于任何皇帝个人。他认为，田令孜是暴发户，就像懿宗朝的官
员对懿宗的宠臣的看法那样。田令孜对杨复恭在政府正规机构中的地位造成
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之间开始权力之争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田令孜对
新皇帝的个人支配地位和他对宫廷禁军的指挥证明是决定性的，杨复恭被降
职，暂时退休，像一个官员那样退隐林泉。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懿宗统治
的晚年宦官与官员们共同起来反对懿宗的宠臣时，他似乎与某些外廷官员有
很好的关系。也许杨家和其他重要宦官家族所表现出来的效忠王朝超过效忠
皇帝个人的态度，有助于缓和他们和外廷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正如杨复恭的经历显示出极像一个高级文官的经历类型那样，他的“堂
①
兄弟”杨复光也担任过许多高级军事职务。和他的“堂兄弟”一样，杨复光
也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他的传记描写他是一个大义凛然和有决断力的人。在
懿宗统治时期，宰相杨收怀疑杨复光密谋反对自己，曾将他逐出京师。当黄
巢叛乱时，杨复光被委以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军事的和交涉的使命。他对政府
对付叛军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并协助付诸行动。他在这些年中的成就博得
了人们很高的尊敬。
尽管杨复光在黄巢叛乱时为王朝效劳，宦官与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
继续。虽然宦官参加政府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所及超出
了可以容忍的范围。甚至在政府从流亡中回来以后，田令孜仍然控制着僖宗，
因此他成为京师和京外官僚们猛烈攻击的目标，他在朝廷的地位仍是任何努
力重新控制京师以外各地区的活动的主要障碍。僖宗统治下的三个最有影响
的宦官——田令孜、杨复恭和杨复光——试图把义子安置到重要的地方职位
上，以此将他们个人的势力伸展到外州。仅杨复光的义子任刺史、地方将领
①
或更高职务的就在10人以上。 田令孜在京师以外地区的阅历比起杨氏兄弟
来要差得多，他也曾试图用任命其兄弟陈敬瑄为家乡所在州节度使的办法来
建立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