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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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敌意追溯至808年的制
举。但是，将皇甫湜的对策文看成整个牛党共同观点的看法并不合适，因为
他后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几位最重要的领袖的文章也未将其哲学观点和
政治组合联系起来，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为牛党或李党
的。关于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的问题，本书认为，不应把李吉甫与
李绛之争，与十余年后的“牛李党争”等量齐观，没有理由把李绛视为牛党
的精神追随者，也不应忽视牛党成员卷入9世纪各种军事斗争。所以把牛党
宰相看成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很难想象9世纪20年代后期
和30年代的小兵变，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很深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史
籍中塞进伪造材料的可能性。陈寅恪等对“牛李党争”的社会学解释，虽有
不少理由使这一假设颇具说服力，但因文献不足，很难说中举者必出自寒素，
庇荫者定来自名门望族。想在朋党上层作前后一贯的社会学区分，证据还远
远不够。
“会昌毁佛” 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
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
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
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
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 （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
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843年政事
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
法虽非创见，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
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大中兴佛” 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
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
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
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
纪。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
段历史向来倍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
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
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
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
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
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
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
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 （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
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
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
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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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
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丰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
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
（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
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
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
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
革、9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
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885
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
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
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
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
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
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
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
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书指出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如
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大量外贸，以及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
中，均应追溯至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则与
北方发展有关。宋帝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唐末已经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
到苦恼的持久的外患，也显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汲取了各
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现存史料不免有这样那
样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写出真实的历
史。本书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谨。在《导言》中，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
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
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
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又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本书
是根据自己审慎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
实。
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石。从本书的论述和大量注释中，读者可以清
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关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
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也正因为有这种较为深厚的功底，所以这部篇幅较大的
断代史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广泛地汲取了英国、日本、美
国、法国以及我国的有关研究成果。本书之所以写得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
在于作者们能将重视史料真伪、专题研究和广泛汲取各国学术研究成果三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这说明它严格根据材料，有多少
史料说多少话，因此内容翔实，论述有据。
本书注释尤具特色，凡属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
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探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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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
同，有的则为错误。其中表现在：
（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
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
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
（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我国传统史籍记载
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成是王世充用的
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
“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
许敬宗当朝宣称”；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
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
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
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
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885年李克
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
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以东六十英里”；把
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
（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
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
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
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
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
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
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
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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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
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4卷（即《剑桥中国隋唐
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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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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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论述隋唐时期（581—907年）历史的篇幅占两卷，本卷为第一卷。它旨
在为读者提供这一复杂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
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
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下一卷将详细论述制度、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思想
发展等大问题，并附有这两卷的参考书目。
只要浏览一下这一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近代的学者已对唐代进行
了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
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
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
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结果，日本学者对隋唐时期的中国自然有一种深
入和本能的了解，因为后者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法律、制度、艺术、文
学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
①
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近几十年，他们
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虽然隋唐时期比19世纪以前中国史中的任何时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学家
的严谨的研究，但最广义的政治史却被忽视了，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令人
奇怪的是，本卷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未详细考察
过。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9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受
到应有的严谨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时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审慎
和带批判性的著作《资治通鉴》，此书为司马光等人合写，成书于1085年。
①随着本卷编写工作的深入，我们对这位史坛巨子的仰慕之情也与日俱增。编
写《剑桥中国史》的原来的目的是提供当前认识状况的概要，但结果这几卷
的所有章节体现了对过去忽视的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
假设性的。但是把许多各别的专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按年代排列的详细记载联
系起来，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之间许多未知的关系。我们确信，
本卷将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前因后果，这又将给下一卷更专门的研究增添新的
意义。
通过本导言，我将扼要说明贯穿于这一时期并吸引过去学者注意的几个
主要论题，同时提请注意因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质而引起的几个复杂的
根本问题，因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学家的成就。本卷对各个阶段的论
述详简不一，这与我们掌握的各阶段文献资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宋君荣：《唐代史纲》，载《中国论文集》，卷15 （1791 年），第399—516 页；卷16 （1814 年），第
1—365 页。虽然出版日期较晚，这部不朽的著作在18 世纪中叶就已在北京写成；1753 年宋君荣把它寄回
巴黎。《中国论文集》卷16 还包括他论以下内容的几篇论文：论唐代的穆斯林 （第373—375 页），论唐
代的人口（第375—378 页）；论西安的景教碑（第378—383 页）；论唐代的西域诸国（第383—395 页）。
① 关于司马光，见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载W。G。 比斯利编：《中国和日本
的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135—166 页。又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及730—763 年的史料》，
载 《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 （1950 年），第448—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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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形成
在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
大一统。在此之前，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已经崩溃。公元2世纪后半期中央
权威日益衰落，许多地方权力结构随之成长壮大。2世纪80年代的黄巾之乱
和其他民变及随之出现的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和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
破坏了汉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权威。武力成了权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
武将控制的傀儡。强大的地方权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法律秩
序，他们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依附于他们的农户和武装门客。公元220
年，当最后一位无权的汉帝让位给他的一位大将时，中国分成三个地区国家，
它们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全盛时期汉朝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虽然晋在280
年短期内重新统一全国，但新政权并无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严重内乱的
牺牲品。几乎不久，即在4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