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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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
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
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
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
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
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
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
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
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606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
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
①
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
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
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
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
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
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
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
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
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
部尚书的宇文■也受牵连，落了个相似的下场。《隋书》对他情况的评述可
能也适用于其他的高级政治家：“■既以才能著称，历职显要，声望甚重，
②
物议时谈，多见推许。帝颇忌之。”年迈的薛道衡当时可能是最重要的儒家
学者，炀帝初期他从地方被召至京师任要职。但他盛赞先帝的成就，甚至提
起高颎之名，由此可见此人很不圆通。炀帝在盛怒之下把他交给有司。他心
存侥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公正待遇或宽大，但老儒生被处以绞刑，其妻及
儿女被流放至中亚。这些人或因是炀帝父亲的心腹，或因他们有不受制约的
盛名及直谏，或因其他各种个人的不明的原因，都失去了炀帝的恩宠并因此
遭到迫害。可能除了杨素外，这些官员都习惯于传统的劝谏方式和在公开召
见时议政。但如上所述，炀帝喜欢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决定了
另一种官员能够知道炀帝的秘密和分享他的权力。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
炀帝的核心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虞世基
是陈朝官员之子，在隋征服前曾在陈朝任职。炀帝即位，这个不起眼的人开
始青云直上，不久他担任了相当于机要秘书的职务；由于炀帝的施政作风，
必须有人起这一作用。《隋书》在叙述这种作风和虞世基的作用时写道：“与
② 《隋书》，卷61 第1470 页。
① 《隋书》，卷48 第1292 页。
② 《隋书》，卷56 第1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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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参掌朝政。
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之后，始召
①
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据《资治通
鉴》记载，吏部虽然以牛弘为首，另有七名高级官员辅助，“然与夺之笔，
②
虞世基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他受贿之事未见
于其他史料，但他的权力是在这种安排下取得的。他不能提供好建议。《隋
书》在关于炀帝于615年在雁门被突厥人围困的一段文字中记载，在武力突
围失败后，虞世基劝其主激励士气，给他们赏格；他为炀帝起草诏书，宣布
停止征伐高丽。炀帝批准这些措施。但当士兵突围，炀帝随即食言，没有分
发许诺的赏格，同时再次宣布征辽。据记载，这标志着炀帝失“信”于朝野；
他的机要秘书伴随他直至末日来临，并同死于行刑人之手。①
炀帝的施政作风需要一个主要的谋士，他发现裴蕴是合适的人选；裴蕴
是南梁官员之孙，其父为南陈官员，被隋所俘而为文帝效劳。裴蕴因父在北
方，就秘密请求文帝让他在陈朝充当隋朝的内应；陈亡后，他受赏历任要职。
炀帝在一系列任命中对他进行考验，最后让他进入核心集团。裴蕴为人极为
残忍；随着他权力的扩大，他担任御史大夫，并且日益侵犯司法权。613年
当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时，叛乱很快被镇压，但炀帝的信心却大为动摇。因
此他下令搜索所有有任何牵连的人，裴蕴无情地——追捕。《隋书》记载，
数万人被杀，他们的财产充公。据说他纵容杀害年迈的薛道衡；当核心成员
中的老资格成员苏威试图委婉地告诉炀帝关于帝国中叛乱的范围时，裴蕴即
策划把这位受尊敬的政治家罢了官。
宇文述是非汉族的北方人。他在北周时建有军功，并协助文帝巩固政权。
他率大军三万征陈，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并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中，他
遇到当时的晋王杨广，杨广对这个军人深为赏识，因为他的背景与杨广本人
很相似，经杨广的请求，宇文述在江都王府附近任职，后来杨广又让他参与
让自己即位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宇文述得到厚赏，杨广登帝位时他又得到
厚赐。608年宇文述将吐谷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故土，俘获其首领和男女
约4000人，使之沦为奴隶。从609年起，他与上述数人就成了隋帝核心集团
的成员。据记载，宇文述无耻地滥用其职权；他的贪婪欲望是无止境的，他
是朝廷中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一听到有稀世之珍，无不据为己有。与中国
历史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的贪婪伴随着赤裸裸的阿谀奉承；只要看一眼主
公的脸色，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建议 （对君主或帝国来说可能不是最佳的建
议），然后提出。这一情况的可信程度可以讨论。但宇文述接受了几个艰巨
的任务。他第一次率军远征高丽惨败后，一度被削职为民。但一年后当他赴
西北时，又奉命征剿最早的叛乱者杨玄感。他击溃了杨玄感的军队，并把杨
的首级呈献炀帝。在616年后期，炀帝采纳宇文述的建议退居南都时，宇文
述得病死去。在此之前，他曾请求炀帝宽恕当时被软禁在家的他的两个儿子。
其中一子不久就率一股人马杀害了炀帝。宇文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也
许与其说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家 （裴矩就起这一作用），不如说是一个勇猛残
忍的战将。这类人在官僚修史者写的传记中常常受到不应有的否定。
① 《隋书》，卷67 第1572 页。《隋书》卷41 第1188 页证实了核心集团的构成。
②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24 页。
① 《隋书》，卷67 第1572—1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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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威被人们认为是文帝的智囊团成员。在炀帝时，我们发现他有时得宠，
有时受到严厉的责难；他为人狡诈，有野心和贪污行为，执行过一系列艰巨
的民事和军事任务，但他的权势可能远不及核心集团的其他成员。他的一生
是有代表性的：为文帝和炀帝效劳，在弑炀帝的人手下任职，后来又协助其
他的政权争夺者。他在87岁时死于其长安的宅第。
裴矩为核心集团中最关心外事和蕃夷事务的成员，已有学者对他进行详
①
细的研究。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老
谋深算似不如杨素或裴蕴，冷酷自私似不如虞世基。他是今之山西省人，在
北齐长大；北周灭齐，当未来的隋文帝前来接管一个州时两人相遇。隋建国
后，直至隋文帝派他南下解广州之围时为止，裴矩担任了一系列的次要职务，
广州当时正处于土著叛乱者的压力之下；他远征告捷，杀了叛乱的首领，并
以传统的方式将“二十余州”的土著置于他们自己首长的管辖之下。当他北
返时，他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主要关心突厥，并普遍关心北部和西部的
边境。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似乎干得很有成效。
在文帝末年，他受赏担任了重要的文职。
炀帝即位，裴矩立刻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
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
情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
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
物。但裴矩也力促炀帝远出建立边戍哨所和贸易集镇，迫使某些民族集团臣
服。例如在608年，宇文述武力夺取了河西走廊南面的吐谷浑领地，把它分
成若干中国行政单位，把因犯“轻罪”而判处流放的中国人迁到这里定居。
究竟裴矩是这些对外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还是炀帝未经他的建议就进行
这些活动，这仍是问题。 《资治通鉴》编者的一段特别显眼的文字说，炀帝
在607年听了裴矩之言后一时冲动，竟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
和征服整个中亚。为了在隋朝京都与亚洲腹地之间迎送使节，隋尽量榨取当
地的民众，司马光作了结论性的指责：“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
①
导也。”所以它之荒诞不经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
叙述裴矩的事迹。
以上概略的介绍虽然简短，仍足以说明炀帝核心顾问集团中各人的特
点。这些人使他能按他自己的作风来处理政务，他们几乎都伴随他无休止地
在全国来回巡行。应该注意的是，除了裴矩 （可能还有苏威）外，他们都是
处理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不是起任何“劝谏”作用的政策顾问，但儒生认为
在国家大事中平衡帝王和官僚权力时，“劝谏”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可
能真正导致国家灭亡的结构，肯定使以后的（全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炀帝苛
加指责。
① 弗里茨·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载《东亚杂志》，9 （1920—1922 年），第81—115、216—23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80 第56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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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在位时的问题
在转到炀帝在位时的问题和政策前，我们可以先考察所论述的那段时
期，即从他605年登位至617年被贬黜的时期，是否可以作任何划分。人们
有理由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它应在609年前后。司马光称这一年为“隋
世之盛，极于此矣”，他指出了有条理的和稳定的行政单位——190个州和
1225个县；指出了帝国广袤的版图，估计东西达3100英里，南北达4 938
英里 （按每里相当于1/3英里计）；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它众多的人口—
—将近900万个登记户，或约5000万人。①
但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一年前后标志着炀帝执政的政治基调发生了变
化。在609年以前，炀帝似乎全力采取以下几项措施：进一步巩固从其父亲
继承下来的帝国；促进帝国繁荣富强；获得其臣民的拥戴。609年以后，他
全力贯注于对外扩张，对高丽的征服简直发展到着迷的程度，对国内问题则
相对地放松，同时日益依赖他的核心顾问集团。以下是对几个措施的简单的
考察，它们
也许能反映他执政前期的状态。
他执政最初几年的行动是一个新统治者典型的和预料得到的行为：封其
妻为皇后；指定皇太子；全国大赦；选择典礼用的颜色和服装，等等。但另
外一些早期措施却远不是典型的。他对在与汉王杨谅进行的短暂而激烈的战
争中被杀的人的家庭，均免税10年。他下令撤销原来存在于许多州的总管之
职。他宣布要亲自大张旗鼓地恢复传统的儒学 （详情见下文）。他下令制订
远不如文帝的法典严厉的新律，在制订过程中他命令暂停执行“十恶之条”。
命令重订新律的夸张的言辞可以反映出他思想感情中的某些内容，即他开始
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一个明智的统治者，一个天下的主宰。
“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一眚掩德，非所谓也。”
①
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在东都的南中门宣布全国大赦和免税。这一年稍晚，
他颁布规定：凡未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品的官员，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可被
荐举擢升。同年，他继续建造他父亲已经开始建造的粮仓，一些大的设施也
在洛阳附近竣工。年末，他颁布诏书，向值得后代尊敬的过去的统治者表示
敬意，同时哀叹他们陵墓的破落状态；他拨给每个陵墓劳役，由附近的十户
承担，负责修理和保护。这一年裴蕴又在南北朝时期的几种音乐传统中大规
模收集乐曲、乐器和乐师。这些传统留存于曾得到几个国家支持的世家之中；
裴蕴淘汰一些无能之辈，精选了最佳的演奏者，并授予他们太常寺的等级和
职位。炀帝非常高兴，这当然是因为音乐不但令人愉快，而且他作为天子在
履行保持天下和谐统一的职责时，音乐又起着作用。608年阴历八月，炀帝
从太原北上北岳恒山，它在最古的典籍中就已被提到，在汉代被列入帝王祭
祀的山川神祇之中。在那里，他在黄河以北诸州刺史和裴矩召集的十来个中
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5 页。关于人口数字的解释已有大量讨论。见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中
国的人口普查》，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 19 （1947 年），第160—161 页；浦立本：《隋唐时期的人
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 （1961 年），第289—301 页。
① 《隋书》，卷25 第717 页；白乐日：《 中的刑法志》，第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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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王国代表的面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以祈求帝国的富强——这种祭祀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