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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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对社会地位优越的山东贵族门阀 （四姓）有众所周知的反感，但这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反感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不管怎么说，这
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而是针对它们的自
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
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集团的反感竟然发展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75—78 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
庆，1944 年），第19 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 （1936 年），第197—209
页。
② 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 （1939 年），第142—158 页；菊池英夫：《关
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 （1968 年）。
③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 页之表。
① 《资治通鉴》，卷191 第6004 页。
②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 1973
年），第87—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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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程度。
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
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高官
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
尖锐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
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
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
题的警觉；他似乎有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
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
③
有产生地区性派系。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
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
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年随着继位问题产
生的尖锐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
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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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和改革
626年阴历八月九日太宗即位时，中国已经统一，新王朝的基本制度和
政策也已经确立和付诸实施。这位年轻皇帝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他父亲的成
就。在太宗在位的23年中，他对所继承的行政和立法结构进行了检验、改进
和使之合理化，同时制定了一些新政策以应付疆土日益扩大的帝国的急需。
行政的改革
到太宗即位时，国家的行政组织已失去平衡。高祖曾经大封皇室的大多
数成员和许多外戚以及那些曾支持他获得政权的人们。他还新设许多州县，
让那些曾帮助创建唐王朝的人们治理，作为犒赏。到626年他逊位时为止，
贵族数目激增，州县数已是隋朝的两倍多。
太宗有条不紊地力图限制这个官僚机器急速膨胀的形势。627年，他命
①
房玄龄裁减京师的文、武官员，因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在地方上，
太宗在位的头几年，以大规模合并州县的方法大力裁减行政分支机构。
通过高级的都督府 （设立于624年以取代总管府）管理地方行政，至少
理论上仍在继续。在639年，都督府的总数是43个，它们管理边疆地区和国
内的战略要地。总的说来，这些都督府管理全国358个州中的大约272个州；
这一体制的主要职能是协调军事任务，它所辖范围不包括京畿地区、黄河和
淮河之间的区域、河北中部、河东西南部 （今山西）、长江三角洲及四川东
部。但都督府对所辖诸州的全面管理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经过几十年的和
平之后，它们的权力变成了具文，仅相当于州一级而稍为重要而已。①
太宗重新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称为“道”的行政区域，即西北的关内和陇
右；北部的河东和东北的河北；华中的河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南方的地
广人稀的江南和岭南。没有常设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管理这些区域。它们不
是新的行政单位，只是便于皇帝派出的观察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行
政工作的巡行区。②
地方官僚机构的改革
唐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对于同一级官职来说，京畿的远比地方的受尊重，
到唐高祖时期还是如此。武官常被任命为刺史或县令；地方的属吏当资历已
够“入流”时常被任命在地方任职，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错误，常被贬谪到外
地以示惩罚。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作流放，因此志大心高的人总
把当地方官看作自己仕途上的挫折。
太宗试图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地方官的地位和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43 页所说官员数目为643 人；《新唐书》卷46 第1181 页所列为730 人，包括
中央和地方；参考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 1947 年），第2 页注1。
① 严耕望： 《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 年），第237—284 页；此书也列了一幅639 年都督府的分布
图。
② 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载《通报》，25 （1927 年），第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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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察每个地方官的经历，把他们的姓名贴在自己寝室的屏风上，名下注明
功过事迹，据此进行黜陟。637年，太宗接到一份关于地方行政积弊的奏疏，
①
开始亲自选择刺史的候选人，并命中央官员都可推荐新人担任县令。634年
②和646年，他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并责成对地方官提出
黜陟意见。在646年的考察中，几千名地方官因政绩不好而受处分，其中有
七人因犯罪而被处死。③
贪污行为不仅限于地方政府。在高祖时期，朝廷大臣受贿已成为众所周
知的弊病。太宗对此很为懊恼，曾用暗中派人行贿的办法考验他的廷臣是否
廉洁。这种办法当然引起轩然大波。太宗于是当众赏赐那些受贿的人，使贪
官们蒙垢含羞。在太宗在位期间，通过这种办法，受贿——甚至接受习惯上
的酬谢——有所收敛。
修订法典
太宗一直关心刑法的执行，当他即位的头几年尤其如此。据说，他即位
不久就觉得他父亲制定的法律中有很多条文过苛，因此下令减轻对某些罪行
所定的严刑。朝廷经常就法和伦理问题、刑罚的哲学问题、严法和宽法孰优
孰劣等问题开展讨论。看起来，太宗大体上赞同宽厚政策，废除了一些苛酷
④
刑罚。630年，对肉刑作了严格规定，拷问已被限制；632年，自古以来的
⑤
刖刑被废除而代之以流刑。次年，为了停止匆促处死和错判，太宗命令，死
囚需经三次复奏才能执行。⑥
法典的修订也继续进行。早在627年，裴弘献就建议太宗修改 624年高
①
祖的律令中的大部分条文。 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和各类司法官员修订法
典。过了十年，以房玄龄为首的一个组织才完成了这个任务。637年初，将
这部名为《贞观律》的法典送呈太宗，它大量减少了判处死刑或流刑的罪行，
减轻了许多轻罪的刑罚。同时，令中的行政法也被修改扩充成 30卷 1590
条，作为补充条例的式也增加了内容。最后，第一套格也完成了。这些法典
化的法律起初是以诏令和个别法令的形式颁布的。经过整理、修改和归纳，
总计为18卷700条，它们体现了618年以来颁布的大约 3000个诏令中的法
②
律和程序的实质性变化。太守对法律的兴趣经久不衰，他临终的遗嘱还吩咐
他的继承者再次修订法典。③
兵制的改革
① 《唐会要》，卷68 第1197 页。
② 《唐会要》，卷77 第1411—1412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8 第6234 页；《唐会要》，卷77 第1412 页。
④ 《旧唐书》，卷50 第2139 页；《新唐书》，卷56 第1411 页。
⑤ 自627 年以来，关于断肢之刑的争论持续好几年，见《唐会要》，卷39 第707—708 页；《旧唐书》卷
50 第2135—2136 页。
① 《旧唐书》，卷50 第2135—2136 页；《唐会要》，卷39 第707 页。
② 《唐会要》，卷39 第707 页；关于式和格的颁行，见《旧唐书》，卷50 第2136—2138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11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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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时期兵制的进展已如上述。这里再说太宗进一步改进现行军事组织
的问题。636年，太宗将现行的民兵组织改称“折冲府”，其兵员就是所谓
“府兵”。折冲府总数大约为633个，大抵集中在京畿地区。仅关中一带就
有261个；其余的几乎都分布在河东和河南西部的洛阳附近。在这些地区，
府兵一定包括很大比率的男丁。河北和河南这些人口稠密的大平原折冲府很
少，华南和华中就更少了。
每个折冲府由800人到1000人或1200人组成，配备有军官和行政官员。
每个折冲府的指挥官都是高品级官员。其结构是10人一伙，50人一队，200
人一团。这些府兵包括骑兵、骑射兵和步兵；他们还有自己的驮骑。武器、
装备和口粮自备，甲胄和复杂的武器则由折冲府的武库供给。
靠近京师的折冲府分属于12卫，它们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兵力，府兵分
期轮番服役，保卫京师。
除了服役保卫京师外，府兵在农闲时期还要受军训，每年冬末以大狩猎
的形式举行正式军事演习。士兵的服役年龄从20岁到60岁。在服役期间免
除赋税和劳役。
也有少数折冲府设置在边境，但在唐初，显然有专职的长期戍兵驻守边
境。这些戍兵，特别是骑兵，有很多是在630年东突厥战败后参加唐军的突
厥人，以及随后定居在北方边境的归顺的突厥人。
可是，在进行重大的征讨时这些兵力是不够的，这时政府不仅要动员府
①
兵和匆忙组成“行军”，而且还要从一般平民中征兵。
一般认为，府兵是由旧贵族门第出身的人统率的。虽然勇武的西北贵族
集团在高级文官中明显地失去了优势，但大部分的折冲府 （至少占总数的三
分之二）分布在关陇、代北贵族集团以前占支配地位的今陕西、甘肃和山西
中北部，这里也是他们的老家。府兵和为出征所征集的士兵都应该从富裕之
家挑选，由于享受免税免役的恩惠，所以服役与其说是强制征集，倒不如说
是一种特权。
经济政策
太宗行政上的一大失败是在全国推行的财政制度。609年的隋代户数差
不多是900万，到了高祖时代下降到不足200万，到了太宗末期，仍在300
万以下，不到隋代户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差别并不表示实际人口灾难性的下
降，而是说明作为课税根据的人口登记的松懈和低效率。漏籍最厉害的地方
是全国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两道，那里的登记数分别只为隋代人口
的17％和10％。幸亏太宗施政相对节俭，因为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应纳税的
人逃避了课税而未受到惩罚。①
但到太宗时，伴随着隋末内乱和唐初统一战争而来的经济凋敝开始有了
① 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63 页及第140—141 页的注；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
兵志译注》，第30—65、761—773 页及它处；宾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初发表于《史学杂志》
41 （1930 年），又收于作者的论文集《隋唐史研究》（东京，1967 年），卷1 第3—83 页。
① 浦立本：《隋唐时期之户口登记》，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4。3 （1962 年），第290 及以后诸页；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 （1965 年），第211—232 页，
特别是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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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唐王朝建立后的头几年，物价高涨，粮食缺乏 （因而禁止酿酒）。即
使在太宗即位之后，粮价依然很高而且粮食供应不足，以至在京师以外工作
的高级官员奉命只好把他们俸禄中的粮食部分运送回家。保守的官员如魏
徵，几年来一直以隋末战乱带来的经济恶果还没有消除为论点，劝阻皇帝不
要推行好大喜功的政策，如不要举行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和进行大规模的军
事扩张。
但到了630年前后，由于多年来的国内和平、农业丰收和施政正确，局
势有了明显好转。一个使人民取得一定抗灾能力的新的重要措施是628年在
②
各州建立义仓，积谷以备荒年。639年，在一些主要大城市建立了常平义仓
以调节粮价，避免暴涨。③
由于经济的普遍稳定和改善，国家逐渐繁荣，开始积存大量储备。在新
的繁荣基础之上，太宗有能力实行更积极的、干涉别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多
次横扫中亚大部分地区和进兵朝鲜的战争。
虽然经过这些战争，但经济依然繁荣，直到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物
价保持低而稳定。政府比较节约，军事建置实际上也是通过府兵制而自给自
足，这便把处于相对贫乏和无生产力地区的京师的影响减到最低点。太宗以
后诸朝，长安的供应成为主要的后勤问题，而太宗时则大不相同，每年只需
较少量的粮食（约20万石），主要从河南大平原漕运到长安。太宗以后十分
重要的南方的税粮，在太宗时并不运到首都，而是折成布匹或货币以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