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策和职责的论述；658年，一部关于西域的60卷大型图籍，其中收有派往吐
火罗和康国（撒马儿罕）的使臣带回的材料；同一年，一部长达1000卷的文
集《文馆词林》；661年，另一部630卷的文集《累璧》；同年，李善为大
① 《唐会要》，卷83 第1528—1529 页。
② 《唐会要》，卷63 第1092 页；对这些志的简要介绍，见白乐曰：《〈隋书〉中的食货志》（莱顿，1953
年），第5 — 7 页。
③ 《唐会要》，卷63 第1092 页。
④ 《唐会要》，卷63 第1090 页。
① 《唐会要》，卷63 第1092 页。
② 许敬宗编撰的唐代前三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有许多伪造的地方，许的作品送呈高宗后，高宗发现了这
些伪造。见《唐会要》，卷63 第1093 页。
③ 详情况D。M。麦克马伦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的论述。
… Page 165…
型总集《文选》作的标准注疏，这是普遍施之于文学教育的基本著作；663
年，一部由太子李弘的老师主编的大型文学名著汇编《瑶山玉彩》问世，计
④
500卷。上述项目与钦命的巨大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进行 （见下文）。
朝廷对世俗的和佛教的学术所作的这种慷慨赞助似乎在 665年突然结
束。在此前后，武后开始实行对文学的个人赞助，她组织起自己的学者班子，
命他们从事为她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编了《列女传》，还有表
达武后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该书后来成为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
课本；另外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
①
《乐书》。
武后在进行这些学术项目时雇用私人学士集团，其中还包藏着祸心。从
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秘书班子，名为“北门学士”；
这些人开始为皇后起草奏折，对政策的制定作出决定，而决策本应是宰相们
的职责。②
国家不只庇护文人学士。它也对在社会上有更多追随者的佛、道僧徒团
体给予庇护。③
我们已经说过，武后把宗教象征和仪式当作使自己的政体合法化的手
段，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她与一批真真假假的宗教顾问的迷信关系。指
出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她和高宗都沉缅于宗教，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各不
相同。
高宗统治初期，他有些勉强地继续实行他父亲对佛教的保护。太宗的赞
助与国家的支持使伟大的朝圣者玄奘得以完成一项大规模的重要工作，即把
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典译成中文。
但尽管有这种庇护，以及他在公开场合表现的虔敬行为，高宗本人对佛
教的态度即使不是敌视的，也是十分冷淡的。655年他下诏命令佛教僧侣服
从普遍的法律，而不是根据637年专门颁布的《道僧格》来审理他们。此举
引来了僧侣们（其中包括高宗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玄奘）的抗议风暴，以
至高宗只好收回成命。玄奘还提出了太宗曾确立道士的地位优于佛徒的问
题，但皇帝对此不感兴趣。657年高宗又提出了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佛教僧
侣是否应承认社会上正常的等级关系，是否应服从双亲及君主。657年的诏
令禁止僧侣们接受父母或其长辈的致敬，后来由于公众的抗议，朝廷还是做
出了妥协。662年，高宗要求朝廷讨论僧侣们应尊敬父母及皇上这一更广泛
的问题，而他以前的高祖和太宗对此都无力解决。经过僧侣们的强烈抗议，
朝廷展开了辩论，两种意见势均力敌；妥协的解决办法是僧侣们应尊敬父母
而不必尊敬皇帝，这又引起了不断的抗议，致使诏令不能实行。
尽管高宗就这一基本政治问题在与僧侣们的正面冲突中失败了，但当他
在664年 （其时玄奘已死）中断了远没有完工的庞大的翻译工作时，他给了
佛教真正而持久的打击。高宗逐渐不再注意佛教，而开始对道教表现出越来
越大的热诚；这种转变似乎从660年起就开始了，玄奘死后，几个道教术士
对皇帝施加了强烈的个人影响，并在朝廷上得到了官职。
④ 《唐会要》，卷36 第656—65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76 页。
② 《唐会要》，卷57 第977 页。
③ 关于高宗与佛教的关系的详情，见S。温斯坦在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所写的一章。
… Page 166…
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666年
①
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各州奉命既建佛寺，
②
又建道观（第一次）。道教就这样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
院网络。675年，皇帝下令编辑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678年，他把道士置于
③
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 同时，
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
上下。
但从664年放弃了翻译佛经的计划以后，高宗还是谨慎地避免采取可能
与势力强大而又组织严密的佛教僧、俗人等发生冲突的任何步骤。他在宫中
展开了两种信徒之间的辩论，668年在一场特别尖刻的交锋后，他下令销毁
伪造的《老子化胡经》，因为它宣称如来佛与老子实际上是一个人，此事一
直是引起争吵的原因。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接手。她出身于虔信佛教的家庭，那
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武后也是宗教建
筑的主要赞肋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674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
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这是691年武后取得最高权力之后最终把佛
教立为国教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所有这些措施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
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
社会。
皇后需要具有这样广泛基础的支持，因为666年完成了封禅祭祀以后，
朝廷上的政局出现了对她不完全有利的变化。
大约在这段时期，皇后经历了一场涉及她的武氏家族成员的危机，因为
他们在她当上皇后以后都做上了高官。当时，这些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和个人
权势已很稳固，开始不想再以武后为靠山，开始不太尊重她的母系亲属：仍
然极有权势的原来隋朝的皇室杨氏。666年阴历八月，皇后只得采取行动对
付他们，处死两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叔，谎称他们毒死了皇帝当时宠爱的魏
国夫人，她是皇后姐姐之女，已与廷臣贺兰越石结婚。传闻说，魏国夫人是
武后本人毒死的。①
664年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担任宰相的人，他继续
代表武后的利益，行使不容挑战的权力。但他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而最高
一级政府在日益增多的财政和军事问题面前显然需要加强。665年，任命了
一小批新宰相，但他们在一两年后都被免职，被两位高宗的最有成就的将军
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他们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667年，皇帝感到缺乏可
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他们至少恢复了进行正规朝政
程序的门面。
新宰相无疑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新成分的代表，但也不是听命于武后的傀
① 《全唐文》，卷12 第13 页；《唐大诏令集》，卷78 第442 页。
② 《唐会要》，卷48 第850 页；《旧唐书》，卷5 第90 页；《法苑珠林》，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53 第1027 页。
③ 《唐会要》，卷49 第859 页；《佛祖统记》，卷39，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 第36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50 页。
… Page 167…
儡，杨弘武是隋朝谋士杨素的侄子，因此与武后之母是亲戚。赵仁本是来自
河南西部的陕州的世族，他在御史台和吏部有出色的政绩。李安期的祖父和
父亲在隋朝和初唐先后任中书令，他少年时即为奇才，后来连续担任高官。
他还在7世纪40和50年代从事国家的各种文学事业。他出生于河北北部的
望族。这个宰相班子其余的两名成员也来自河北，戴至德 （？—679年）是
太宗时期著名宰相戴胄的侄子兼养子；张文瓘（605—677年）是李世的门
生，出身于7世纪后期产生许多高官的一个河北氏族。尽管已知新班子的成
员中只有张文瓘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
667年末，李安期被派到地方任职，第二年，已经很老的杨弘武死去，
赵仁本与许敬宗闹翻，被免去宰相之职。但是戴至德和张文瓘分别在679年
和678年 （原文如此。——译者）死去以前一直任宰相，使政府得到多年缺
乏的那种行政上的延续性。
任命这批新的宰相可能与朝廷开始面临因朝鲜战争而逐年增长的花费所
引起的严重内政问题有关。例如在666年，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河北，
①
全部税收都被送到辽东供给征伐高丽的军队使用。政府试图通过使用劣钱
（见下文）来解决问题，这证明是一个灾难。668年、669年和670年一系列
的饥馑和自然灾害使局势变得更坏。皇帝被迫砍掉各种糜费的建设；670年，
问题竟发展到使武后表示要放弃后位——当然这只是一种毫无诚意的姿态—
—以平息上苍之怒。①
这时皇后又经历了两次家庭危机。第一次在670年阴历九月，她的因有
②
显贵亲属而在朝廷上成为她重要帮手的母亲死去了。 第二次是武后的姐姐
（已于666年被害）的儿子贺兰敏之卷入了一桩重大的丑闻。在此之前，武
后已把贺兰敏之的姓改为“武”，这样他就能在她的几个异母弟兄被杀后，
承袭她父亲的头衔。但以追逐女性而臭名远扬的敏之行为越轨，他诱奸了已
中选为太子妃的杨思俭的女儿。武后总是迅速除掉使她陷入困境的同伙中的
不良分子，于是就把敏之发配到遥远的南方杀死，随即又清洗了他的已知的
同伙。③
同年，即670年，武后失去了支持她最久和最忠实的帮手许敬宗；他在
78岁时退休，两年后死去。几乎立刻就出现了反对他的活动。一部分廷臣表
面上以他的冷酷行为为由，想授予他不受尊敬的谥号，因为他曾发配自己的
儿子去遥远的南方，还把女儿嫁给南方部落首领之子以换回大量彩礼。许的
传记也提到他无法无天和贪婪的声誉；673年，朝廷下令修订他编撰的国史，
删掉书中不实之词和不实之情。许敬宗把持朝廷达15年，尤其是他使武后能
够取得最高的政治权力，所以这种反映是对他的自然的反感。
不过，正当武后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再次恶化。672年末，
太子奉诏监国；皇帝病情一度好转后，太子在673年阴历八月又不得不承担
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
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第二年，即674年初期，皇帝病情严重，朝廷正式
讨论武后应否临时掌管政府。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5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65 页。
② 同上。
③ 《资治通鉴》，卷202 第6367 页。
… Page 168…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和李义琰的强烈反
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
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
面上开始使行政工作程序恢复正常，尽管武后通过她个人的秘书班子继续对
朝政施加影响。
674年后期，武后公开地广泛笼络人心，她的奏议提出12点对庶民和政
府官员均有所让步的改革主张。各种主张多半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
实在在的政策，但它们仍反映了对当时各种问题的一种敏税的理解。其要点
①
如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
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
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
得进阶申滞。”以上主张基本上包括在一个诏令之中，并予以发布。它们以
泛泛之论来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旨在赢得官员和纳税人的欢迎。另外，
它们还表现了武后对提高妇女地位的兴趣及皇帝献身于道教的迹象。675
年，朝廷又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即取消由于支付朝鲜和西北战事的军费而征
课的捐税。
675年，又有人提议恢复政府“正规的”形式，这时戴至德和刘仁轨被
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而自7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尚书省就已缺少主
要首脑。这个动议使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宰相们审议高级政策时重新得到了发
言权。
在676年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宰相。他们是前宰相来济的兄长、扬州人来
恒。高智周（602—683年）为另一位来自江苏南部的南方人，已通过了进士
考试，长期在学术部门担任高官，在7世纪50年代参加过几项庞大的文学作
品汇编工作，曾担任太子的老师。李义琰（死于688年）也是进士，但出身
于河北的名门望族。他早年是李世的门生，665年到朝廷擢升高位以前长
期在地方任职。高宗很尊敬这位学识渊博的名人。他是674年反对武后摄政
的动议的主要人物之一。最后一位是薛元超，他出身于山西南部的望族，是
一位早熟的青年学者，得到太宗宠爱，与皇室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公主结婚，
高宗作太子时，他曾在太子府任职，又是《晋书》的编撰者。高宗登位后，
薛元超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要职。显然他会位至三公，664年上官仪被
处决时，他却被贬并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74年他获赦免，立刻当上朝廷高
官，在683年年中因健康不佳而不得不退休以前，他对皇帝也有极大的影响。
这些宰相都是名声清白的大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