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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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
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
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
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
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
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
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
①
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对他来说，历史是
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
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
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
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
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
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
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
——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②
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
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
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
①
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
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
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
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
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至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
②
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
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
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
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
② 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78 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清楚明了的讨论，见白乐日：《作为功利主义官僚的指南的历史》，载W。G。 比斯利和浦
立本合编：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78—94 页；芮沃寿编；《中国的文明和
官僚》 （纽黑文，1964 年），第129—149 页有此文的英译文。
② 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北京，1958 年），第117 页以后；岑仲勉的《隋唐史》（北京，1957 年）在
第181 页以后论述了各种考试的声望。
① 所有的“新”官员，甚至那些被任命担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负责的“清望”官职的人，决不是都有高尚
的道德情操；见《唐会要》，卷67 第1181 页。
② 《通典》，卷17 第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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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
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
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
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
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
③
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
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
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
①
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
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
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
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来在四川出土的一块可能是10世纪的石碑写道：
“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武〕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只
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样在每年的一个农村节日中
被人纪念至今！②
在消极的一面，武后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她的统治是高度独断的，
以致当她失去控制时，行政结构立刻开始出现裂痕。她不但对此视而不见，
而且不能以她一贯的无情手段为后来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废黜留下了一
个让几个平庸的竞争者没法填补的真空；在统治集团内部随之产生的冲突
中，衰落越来越快。冲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员结成的党派和外戚结成的
党派之中进行，而且还存在于官僚集团内部。
在武后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诸如排外性的内部联姻的手段成功地
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已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
“新”人在官场中日益严重的侵犯进行斗争。通过在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
③
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武后曾经反
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
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
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
的官僚冲突的存在。官僚们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后年
代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官僚集团的人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的增加、在
连续两个统治时代中由于妇女擅权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个原已严
重的问题更趋严重。韦后和太平公主的垮台和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
使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很好地使用这个官僚
集体。
③ 例如见中川学： 《唐宋客户研究》，载《东洋学报》，46。2 （1963 年），第97—110 页。
① 关于府兵部队的分布，见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
（1968 年），第1—31 页。浦立本著《安禄山之乱的背景》有府兵分布的地图。一般地说，华中、华南和
东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没有府兵的负担。
② 武后得人心的上述这些迹象被郭沫若著 《武则天》（第135—137 页和154—155 页）所引。郭沫若企图
证明武后生在四川，比传统的日期晚几年，但说服力不强。
③ 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 年），第78 页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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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玄宗 （712—756年在位）
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
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
①
高峰。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
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
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
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世纪50年代后期撰写
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
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使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
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②
但所有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治者，他给当时的历史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外，他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诗文和书法，是许多
艺术家和作家的庇护人。他还精通道家哲学，成了道教的主要保护人；尽管
他早期的措施对佛教组织不利，但后来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为一个
普通人，他似乎与弟兄和家属都有很深的情谊，甚至他执政时期的正式记载，
也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亲切、体贴臣属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
时间中，出现了大量与他名字有关的半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他对杨贵妃
的那种招致不幸和灾难的感情成了中国文学中一大悲剧主题和无数诗词、小
说和戏剧的内容。
①
但他出生时并无任何继承大统的指望。李隆基在685年生于洛阳，为睿
宗之第三子；他的父亲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宫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
和操纵。李隆基的生母为窦氏皇后，出身于7世纪唐宫廷中权势很大的家族，
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惯例，李隆基在687年被封为楚王，由于他为人直率，
受到武后的宠爱。但他的处境很快就恶化。688年爆发的李氏诸王的叛乱引
起了针对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年武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诱使傀儡皇帝睿
宗退位而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
睿宗及其诸子实际上被幽禁宫内，与世隔绝。693年初期，两名私自朝
②
见被废黜之帝的高级官员因这种鲁莽行动被公开处决。同年年末，睿宗的刘
后和隆基的生母窦妃——两人都出身于极有权势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结术
①
士，阴谋用巫术谋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断然处死。 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贬爵，
① 这一章不断得益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陈寅恪，他关于唐代政治的各方面的研究为近
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1948 年前的作品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 年），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 年）则收得更全。第二位为浦立本，他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伦敦，1955 年）经过了20 年，依然是详细记述唐代各时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章的后半部分，
我经常取材于此名作。关于玄宗中期，佩内洛普·赫伯特的《张九龄的一生和著作》很有用（剑桥大学未
发表博士论文，1973 年，以下简称赫伯特：《张九龄》）。
① 关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况，见霍华德·列维：《王如何成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 年）》
载《汉学杂志》，6 （1958 年），第101—121 页。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载于《新唐书》，卷8 第165—171
页。
② 《旧唐书》，卷6 第123 页；《资治通鉴》，卷205 第6490 页；《旧唐书》，卷186 上第4839—4840
页。这些记载的时间和细节有出入。
① 《旧唐书》，卷51 第2176 页；《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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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长孙，即与他们同时被囚禁的李守礼，经过了
半个世纪仍患有屡次挨打的后遗症。②
698年，武后最后决定在她宾天之后皇位归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
两月就被废黜而让位于睿宗的逊帝中宗被指定为皇储，睿宗及其子女由于这
时已更不可能继位，就被解除监禁。最初他们得到一座洛阳的王府，701年
又迁往长安东部兴庆坊的巨宅。在8世纪的初年，李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和尚
辇奉御。
705年，年迈的武后终于被废，中宗即位。李隆基任卫尉少卿，负责管
理京师的军械。708年，他任山西东南战略要冲潞州的别驾后，仍保持卫尉
少卿的职务，这一定使他在长安的兵员中拥有相当的势力。中宗时的政治局
势非常紧张和动荡不安。皇帝是通过政变掌权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
俊曾发动一次未遂的叛乱；政治权力又落到宫内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之
手，在她们的把持下，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盛行。政治失修，
怨声载道。
710年李隆基及诸王被召至京师参加为全国大赦举行的南郊大祭。这时
他为了积极参与政治，开始吸引随行的学者和官员。他在京师和潞州的有些
追随者开始认为他可能有九五之贵。③
他的机会来临之快远远出于他的预料。710年阴历六月，韦后由于担心
她的地位受威胁，将中宗毒死，并伪造遗诏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继位。
韦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为了确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动员五万大军防卫京师，
由其兄长韦温指挥，同时她的几个坚定的支持者被派往关键的关中、河北和
河南诸道进行控制。①
在中宗生前，反对韦后的主要力量来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
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韦后此时企图任命睿宗为宰相，以争取他为自己效劳。
总之，他是一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但太平公
主却继承了她母亲的坚强性格，此时正策划一个阴谋，为了防止失败，她故
意瞒着睿宗进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佛僧普润、一名控制京师外战略
要地朝邑县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刘幽求以及禁军中三名中级将领的协助下，李
隆基组织了这次政变。在710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夜，即韦后立年幼的李重茂
为帝之后的第 16天，李隆基及禁军将领率北军中一支分队通过御苑进入宫
内，御苑总监钟绍京率他的匠人也参加这一行动。军队涌进玄武门，杀死了
韦后、安乐公主和韦党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