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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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自洛阳地区或东北。
姚崇时期推行的集权化政策这些年仍在继续实施，而张说进行的两大改
革又把相权牢固地树立了起来。722年末的命令规定，宰相得享受300户实
①
封的岁入。这是第一次给他们提供实职俸禄以外的收入，并承认宰相的职务
不再是兼职的谘询性任命；因为在以往，宰相应在午前完成任务，其他时间
应在他的省 （或部）工作。次年，这一新情况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会晤地
政事堂被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宰相们的政策建议即以此名义送
呈皇帝。宰相的官署开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属，它们分管吏务、枢机政
务、军事、财政和司法。②
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责界线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更加纠缠不清
了。以前原由各自秘书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审议的职责现在改由各院——特别
①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6、6752 页。
②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 页。
④ 传记载 《旧唐书》，卷93 第2985—2990 页；《旧唐书》，卷111 第4153—4157 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6757 页。
① 《唐会要》，卷90 第1644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50 页。
② 见《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8 页。又见本书第356 页注①所引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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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是隶属于中书省的集贤院——的班子负责。集贤院在 718年成立，在 725
年被改组和改名，当时由张说领其事。它的成员都是兼职的干练官员，受宰
相和皇帝之命草拟文告和充当学术顾问。④
这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给宰相们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务所必
需的个人支持，当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顾问——时也是如
此。它们还使皇帝能够任用各院的学士起草文件和拟定政策，避免正规的官
僚机器制造的拖拉和积压。虽然在开始时集贤院学士 （他们在中书省管辖之
下，虽然管辖比较松散）普遍地就以这种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
书则从翰林供奉选调，直接隶属于皇帝。738年后，这些人被学士院学士代
替，学士院学士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皇帝起草诏令。这些发展为唐王朝以后政
务处理的重大改变奠定了基础。
源乾曜和张说继续贯彻和加强推行的另一个政策是试图让更多有才能的
官员到地方政府任职，并确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经验。由于源
乾曜本人对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年就任宰相后，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
①
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调到地方。这一规定扩大到在京任职的文武官员的家
族，他们的许多亲属被调到地方任职。
720年阴历五月，已在717年停止活动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复。721年，在
京的每个高级官员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审查一个县令官署的政绩，然后建议
②
对县令的奖惩。722年，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增加地方官员的官俸，同时削
减给高级京畿官员随从的津贴。另外，皇帝本人在这几年的巡行中也召见地
方官员，有时给失职者以降级处分。③
725年初期，皇帝挑选在京的11名杰出官员——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
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时皇帝设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这
样公开的场合仍有一个被选派的官员不愿外调，玄宗大为恼怒，于是就把他
贬黜。在朝廷为官的吸引力仍大于使地方获得良好吏治的需要。④
皇室的问题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来的政治平衡正日趋不稳。皇
帝决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他与自己家族的关系方
面。720年阴历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牵连进一个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
著名的潜心于学术的学者、书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又是与许多学
者交往甚密的庇护人。他现在与他妹夫 （即睿宗幼女霍国公主之夫）裴虚己
一起被控不正当地查阅预言吉凶的巫书——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
划取代皇帝的宫廷阴谋。裴与公主离婚，被放逐到遥远的岭南。同时，李范
的两个亲密的文人助手被贬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们违背了皇帝最近的禁
令，即诸王、驸马及其家庭成员不得与其近亲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
③ 关于集贤院，见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 （1971 年），第45—98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6756 页。
① 《新唐书》，卷127 第4450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0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0、6745 页。
③ 《唐会要》，卷91 第16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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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有术士不得进入官宦之家。 ①
李范本人未受到任何惩处，在726年死前，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很好。但
在720和721年，前此十年在地方任职的诸王都被召进京，长兄李成器担任
太常寺卿，李成义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荣衔。其他诸弟则在太子府任职。
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应部分地归咎于诸王对他们州的职守毫不热心，源乾
曜在716年曾经对此有过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们与自己的诸子
一样应该留在京内，以便监管。
725年，他的另一弟李业也与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韦宾的十分类似的事件
有牵连：皇甫恂为殿中监；韦宾为李业的内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员，
太子娶他的另一个姐妹为妻。他们被控向术士卜问休咎。这一次的后果更为
严重。韦宾被鞭笞致死，这也许是因为他是主犯，也许是因为他与皇太子瓜
葛太深而使他成为参与宫廷阴谋的十分危险的潜在敌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岭
南。但李业及妻子又逍遥法外。李业继续任太子少保，在734年极尽哀荣地
死去。①
比他弟兄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后宫中以
元献后和武惠妃最受宠爱。元献后是隋朝大臣杨士达的曾孙女，武后之母也
来自这一门第。元献后于710年被选入后宫，生一子（后来为肃宗帝）一女。
她与张说联系密切，她的女儿就嫁给张说之子为妻。但在玄宗登基后不久她
②
就去世。玄宗后来特别迷恋另一个妃子武惠妃，她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
妃是武后的近亲武攸止之女，她的母亲也出身于无处不在的杨氏大姓。③
王皇后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头十年中，他是皇帝
贴身的亲密宠臣，与源乾曜又是姻亲。在722年，皇帝与无儿女并日益被冷
落的王皇后的关系趋于紧张。皇帝因她无子女，就与姜皎秘密商量将她废黜，
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给皇后。娶皇后之妹为妻的一个皇族低级成员报告了姜皎
的这一轻率行动。玄宗处以鞭笞并把他放逐；他死于途中。④
皇后这时比以往更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个儿子来维
护她在宫廷的地位，虽然皇帝还没有最后决定让别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
守一这时安排一个和尚为她作法画符，以保证使她生子。当724年阴历七月
此事败露时，王皇后被贬为民。王守一被流放，与皇室之妻离婚，最后奉命
自杀。但前皇后没有另受惩处，而在宫内另住一地，在阴历十月死在那里。
其他的妃嫔都喜欢她，皇帝本人也后悔将她贬黜，就像他后来后悔对姜皎的
惩处那样。①
与张说发生过冲突、此时任户部尚书的前宰相张嘉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
牵连，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贬黜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有人主张，
与武家有长期亲密关系的张说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对皇后，但这主要是推测。
①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1 页：《旧唐书》卷95 第3016—3017 页。
① 《旧唐书》，卷95 第3018—3019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1—6742 页。
② 《旧唐书》，卷52 第2184 页。
③ 见霍华德·列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载《通报》，46 （1958 年），第49—80 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1 页；《旧唐书》，卷59 第2334—2337 页；《新唐书》，卷91 第3793—3794
页。
① 见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大刊》，6 （1931
年），第93—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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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没有封武惠妃为后，她仍为惠妃（一等宠妃），不过她
家族成员得到的那种荣誉和升迁却相当于皇后家族的待遇。726年稍晚，他
打算封她为后，但当他宣布这一意图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举不明智，因为
她的家族曾经是唐王朝的宿敌，还因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
儿子，封后之后可能会使继位问题陷入危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十分准
确。皇帝生前从未封她为后，虽然她无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
关于贵族的复起
8世纪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
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第一个明显例子是宇文融的崭露头角（详下文）和
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贵族对那些保卫经过考试选拔和在武后时期开
始当官的东部人利益的老卫士进行挑战，从而造成了下一个十年的尖锐的政
治分化，虽然对立集团的界线决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泾渭分明。
除了8世纪20年代贵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崛起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
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在这一世纪初期，在太宗时期最受人
关注的宗谱已经重新时兴起来，在玄宗在位的整个时期它吸引了许多学者，
其中包括许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学家。刘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时期提议
编一部全帝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谱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应根
据以担任唐代官员为收录标准的659年的《姓氏录》，而应根据638年的《贞
观氏族志》编纂，因为后者更注意传统的社会地位。在前一世纪虽然容许改
变家族的地位，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是，在名门大族面临武后时期吸收的出身
较低的人的政治挑战时，新的宗谱汇编可能旨在重新树立这些大族的社会地
位。
不像以前的汇编，这部作品是委托给包括刘冲 （他的家庭有专门编修宗
谱的长期传统）和刘知几在内的官方修史者编写的。它修成于713年，并在
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卷。编写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因为作者
们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当时情况，然后把它颁行于全国。在723至726年期
间，著名的史学家韦述又加以补充，结果写成长达20卷的补编，名为《开元
谱》。从实用意义上说，还不清楚修志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刘冲的奏疏提出，
这个项目意味着要区分士大夫与平民的出身，不过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没有官
方鼓励这种区分的记载。但从16世纪起，在一批中国宗谱著作中保持着一种
持久不衰的传统，即在717年颁布一个诏令，规定26个大家族的突出地位，
并禁止其成员与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个玄宗在位期间，宗谱研究继
续发展；749年，当贵族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十多年时，李林甫颁布了《天下
郡望姓氏族谱》，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这一集团内部。①
因此从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旧贵族的社会权利，在8世纪
20年代以后，高级官员中的旧关中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地增加，当然，玄宗
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吸收他们了。
贵族政治势力的另一个源泉无疑是与皇族结成的复杂的姻亲网络。根据
掌握的诸王的婚姻材料，他们几乎都与关中和河东南部地区一小批名门氏族
① 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
黑文，1973 年），第47—85 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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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有些家族不断地与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年因与李
范牵连进丑闻而被流放的那个倒霉的裴虚已有一个弟兄娶皇族成员为妻，其
子也与皇族通婚。另一个弟兄之子和孙也被选为驸马。他的从兄弟裴巽是睿
宗之七女薛国公主的第二个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
贬后被处死）；他的孙子也成为玄宗的一个幼女之夫。
杨氏、窦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许多唐皇室的配偶；单单前隋皇
室的一支，就连续三代有成员为皇室配偶。与唐皇室结成婚姻网络的另一个
例子是8世纪40年代脱颖而出的韦坚的家族。他的一个姐妹嫁给李业（玄宗
之弟），另一个姐妹嫁给皇太子李瑛，而韦本人则娶皇帝的宠臣姜皎之女为
妻。
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选为皇室成员配偶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在殿中省、
东宫或在为皇帝服务的官署中任职。但皇室不可能只与专为宫廷服务的一小
批朝廷精英通婚；皇室的关系有广泛得多的政治含义。玄宗的有记载可查的
32个女婿中，已知与唐代宰相有亲戚关系的不少于19人。玄宗的三个女儿
就嫁给了源乾曜、张说和萧嵩这三位宰相之子。把女儿下嫁张说之子 （他后
来成为玄宗重要的宠臣）一事说明，这种联姻不仅仅面向大贵族，因为张说
的氏族是默默无闻的，8世纪50年代的宗谱学家拒绝予以收录。同样，在玄
宗在位的后期，公主也曾下嫁给他的宠妃杨贵妃的较无名望的家族的成员。
宇文融的崛起
传统的史学家认为，8世纪20年代初是玄宗执政的转折时期：军事的胜
利助长了他对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他又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这时玄宗
开始处于一批批因拟订使他能实现其目标的财政政策而得宠的大臣们的影响
①
之下。宇文融 就是其中的第一个人，历史学家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指责。
但当宇文融在721年出现于政治舞台时，朝廷已面临对玄宗的宏图毫无
帮助的和不可避免的财政问题。户籍册列有应履行租庸调税义务的人口及他
们通过均田制取得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