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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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
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
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
在全帝国，占主导的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欢欣鼓舞。以前人们很
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结果反而失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但“胜利”
是暗淡的，是通过代价十分昂贵的回纥盟军的干预和对叛乱者的全面宽大取
得的。
全帝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的状态。实际敌对行动的结束使政府面临
大量紧急的问题。第一种倾向是想重建755年的状况，因为很少人——虽然
他们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能认清几年叛乱的事态已把国家和社会改变到
什么程度。这些变化已使简单地恢复旧制度成为不可能之事。以下几方面可
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化。
一、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们行使大权，支配着地方行政和占有
所有主要的战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过75万——都武装起来。在以后
半个世纪，甚至程度较轻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时期，军方一直是帝国生活中
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结构已被改组。到763年，节度使和观察使控制的政体
已在整个帝国成为处于中央政府和旧州县之间的常设权力纽带。这些地方政
体发展成为本章下文讨论重点的自治和半自治形式。
三、新的社会成分被引进政治领导之中。通过作为军人取得的战功或在
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
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
四、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需要新的方法来筹措收入。地方的税收
记录已被销毁、散失和过时。到763年，政府完全缺乏重新推行旧的高度集
权制所必需的严密的行政控制，适合新形势的新方法已开始在叛乱期间逐步
形成。
五、叛乱造成的动乱给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击；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
能限制地产的拥有或控制财产的转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记制的作用。
随着社会总的失调，它的最后消失使地产大量转到新主人手中。
六、人口大规模地迁移。河北和河南许多遭受战祸的地区的人口部分地
减少，许多人迁往江淮及江淮以南。
七、政府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它们这时在前叛
乱地方长官手中成了帝国内部的一批半自治的道。这样就使帝国丧失了对它
② C。A。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忠诚的局限性》，载《华裔学志》（1970—1971 年），第2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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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5％到30％的人口的控制以及大量的收入。
八、长江和淮河两流域的几个道取得了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地位。由于
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控制有限，这一区域因其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生
产力而成为王朝主要的收入来源。结果，运送收入至京师的运河体系成了朝
廷的绝对生命线，没有它，朝廷就没有物资和资金。
九、在对外方面，帝国令人悲叹地丧失了领土和威信。随着撤离军队和
文职官员以应付内部危机，四周的边境收缩了。中国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
虽然孤立的中国前哨远在那里苦撑了若干年。更重要的是，近代的甘肃和宁
夏两省被吐蕃人占领。这使帝国的政治中心比以往更容易受外来的攻击。
到763年，这些变化已清楚地被人觉察。不管口头政治家们如何空喊“中
兴”，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排除了任何真正恢复政府旧政策和旧行
政程序的可能。在几年内这一事实已经变得很明显，所以政府被迫试行新制
度。这些制度往往与传统的政治模式 （它建立在能在全帝国推行统一行政措
施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之基础上）南辕而北辙。初唐的旧秩序一去不
复返了。
叛乱后的权力结构
安禄山叛乱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遗产是一个大为削弱的中央政权管辖下的
不稳定的总形势。在几个地区，特别在不断遭受战祸和将有长期和艰难的重
建工作的河南北部，物质的破坏是严重的。在其他曾发生过重大的、但只是
停停打打的战斗的区域，如关中、河东南部和河北，最严重的后果是征用人
力造成的，因而是短期的。这时全体民众面临的具体困苦主要只能推测；但
有充分材料证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破坏、荒芜和人口减少。政府自身被各
种各样的困难——严重的资金短缺、混乱的官僚机器、破坏的交通、吐蕃构
成的严重的外来威胁和浙江发生的一次危急的 （显然是民众的）叛乱——所
困扰。但一些事件表明，其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曾经确保王朝生存下来的那
种手段，这就是为了行使分散的权力，动员资源和进行战争而在内地建立起
来的军事藩镇。①
前面已经谈过，这些藩镇之建立是专门为了应付军事的紧急情况。但在
叛乱的过程中扎下了根后，它们这时已形成了京师大门以外的主要权力中
心。一方面，军事力量无疑使节度使们能够对朝廷坚持自己的权利，甚至藐
视朝廷；在历史著作中，他们通常被形容为桀骜不驯和追求权势的武将。另
一方面，客观情况本身，即政府的紧密结合和高度集权的旧政制的崩溃，也
需要比过去更大程度地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因此，新的地方政体的发展
也可以被看成是对紧急需要的一种积极反应，这一点已被叛乱以后若干年新
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建立所证实，而它们以前在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例如，
764年和765年，从荆南和江西这两个大的旧置道分离出更统一、更紧密的
湖南和鄂岳的措施肯定是由于当时的行政能力不能胜任所致，而不是像以后
的情况那样是出于削弱军事上强大的藩镇的愿望。唐王朝只是在付出了高度
① 最完整的单独论述叛乱后地方结构的论著（虽然有的观点已经过时）是日野开三郎的《中国中世的军阀》。
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十分有用，特别是它的表列数字，但它决不能
使吴廷燮的旧编《唐方镇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卷6）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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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代价后才得以幸存下来。
叛乱结束时的行政安排是建立约34个新的地方藩镇 （见地图13）。以
①
后几十年新藩镇继续增加，其数在45—50个之间。 新藩镇的建立和复杂的
辖境的变动使763年以后唐朝的行政地理非常难以捉摸。但叛乱平定后最初
几年存在的30个藩镇实际上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下来，到785年，所有
比较重要的藩镇都已形成。大小的差别很大，有的只包括两个州，有的则有
12个或更多。地位和行政结构的不同也使事情复杂化。
最初，大部分藩镇（几乎是华北的所有的那些镇）由节度使管辖，他们
都兼有观察使的权力。后一种职务是玄宗时代的采访处置使的直接后身，但
这时它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按理说，节度使应拥有常备军供他们指挥，在
理论上是为了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这里情况又有很大差别，有的镇只有军
队数千，而有的镇则多达7。5—10万人。观察使领导的镇的各类军队都很少，
这类官员一般兼有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的头衔，从而在必要时有权在地方行
动中动员军队。在安禄山叛乱结束时兵员总数 （包括边防军）可估计为85
②
万人左右，这不包括当时已被解散的府兵。但在这种高度军事化的情况下，
朝廷却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中央军队可供调遣。从军事上说，政府几乎完全
依赖忠于王朝的节度使的军队，但这些军队不论设置在边境沿线或分布于整
个华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权力之下。
从一开始，内地几处军队大集结的继续存在（甚至在和平恢复后仍如此）
妨碍了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的任何坚定和有效的活动。情况确实如此，原因
有二：地方戍军常常是动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争取独立地位的有
野心的地方领袖提供力量。地
方部队内部的哗变和动乱是经常的，这些情况有时是暴虐和无人道的领导造
成的苦难引起的，如764年河中和775年河阳的情况；但由于单纯的个人对
抗和军纪败坏造成的这些情况至少同样经常，如770年的湖南和774年的汴
①
州就是如此。虽然它们助长了总的不安全感，并且它们一直有发展成大暴乱
的危险，但这类动乱的影响主要是地方性质的。
受这类戍军支撑的基本自治的地方政治权力的出现则是另一回事。这些
势力为了有效地控制帝国的要地，最后甚至为了取得那里的主权，很快向中
央政府进行挑战。军事力量不但支持它们的野心，而且为它们的领袖赖以在
领地中取得充分完整的控制提供了手段。这样，从那些长期在中央控制之外
的地方政体，我们可以发现从以原来派在该地区的军队为基础的狭隘的军事
权力发展成真正在地方割据称雄的明确迹象。甚至像魏博和昭义那样的藩镇
（前者不受节制，后者效忠朝廷），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军队只是在安禄
山叛乱以后的时期通过大规模征募和训练地方居民以后才变得难以对付。
中央政府是非常了解军事力量分散的种种危险的。但它缺乏消灭这种现
象或对地方势力施加任何严密的中央控制的手段：各地的军事领袖和一般士
兵都激烈反对这类政策。因此它对诸如战时英雄郭子仪提出的取消军事藩镇
① 岑仲勉的 《隋唐史》（第272—273 页）论述了道的数字和变动情况。
② 《旧唐书》卷17 下第567 页、《新唐书》卷164 第5057 页和《册府元龟》卷486 第21 页估计的数字可
能偏低，现向上稍作修正。
① 见《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6—7167 页；卷224 第7214 页；卷225 第7225、7229 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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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和对文官独孤及提出的紧缩所有内地各地的军队规模的建议，都无实
②
施的企图。随着叛乱后局势的明朗化，有人认识到，为了抵消不直接受中央
控制的藩镇力量，在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几个藩镇保持庞大的驻军是绝对必要
的。随时由中央政府调遣的大部分兵力分驻在西北边境沿线。总的说，这些
军队造成的问题比内地军队少，这无非是因为他们驻守的地区很贫困，而且
人口稀少，所以深深地依赖中央政府的供应和资金。可是安禄山之乱以后时
期第一个政治军事大危机却在边防军中发生，这场危机虽是短命的，但却有
深远的后果。
叛乱时期其功勋可与郭子仪和李光弼媲美的杰出英雄仆固怀恩是一个具
有回纥血统的职业军官，曾指挥过结束叛乱的最后的扫荡战。作为西北地方
军的指挥官，他在帝国胜利后的几个月中依然是军界最有实力的人物。763
年秋，当他带领回纥可汗及其朝臣在参与镇压叛乱后回国时，他和他的贵宾
发现河东节度使不让他们进入太原。节度使提出的借口是安全预防措施，但
私仇可能是这次纠纷的根源。在这次发生的激烈争吵中，仆固不无理由地感
到朝廷不给他足够的支持。结果，当他在等待报私仇的时机时，他命令朔方
军在河东消极观望，尽管吐蕃有入侵京师西面之势。吐蕃人11月确实跨越边
境时，他们迅速地打垮了面临的有限抵抗；由于附近各镇的节度使和仆固本
人都没有响应要求支援的紧急呼吁，吐蕃人进而占领长安。朝廷在七年中第
二次出逃，这一次东逃至黄河河畔的陕州避难。由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无
力据守京师，吐蕃人在两周后就撤走。生命和财产遭受一定的损失，但受到
远为巨大损害的则是和平重新来临后刚刚有所恢复的帝国威望。①
结果，事情变得很明显：第一，政府再也没有完全可依赖的军队可供调
遣；第二，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防御来自吐蕃人的外来威胁。仆固怀恩被宫
廷策划的阴谋赶下了台，他的朔方戍军指挥官的职务由郭子仪接替，同时对
边防军的多少更有效的新部署也得以进行。仆固怀恩逃往在今宁夏境内的灵
武，并在764年秋与吐蕃人联合，为他们领路和领导新的入侵。这一次深入
中国领土的打击未取得持久的收获。在下一年，他组成了吐蕃人、自己的回
纥人和其他部落民族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准备入侵中国。但对唐朝来说幸运的
是，他在入侵期间得病，不久死去。在这整整的十年中，吐蕃人每年秋季进
攻边境，这些袭击构成了安全、后勤和士气方面的严重问题。随着吐蕃的威
胁，名义上友好的回纥人表现出模棱两可和不明确的态度。这种外来威胁严
重地防碍了政府在中国内地恢复中央对不同的区域权力中心的控制的努力。
在开始时，政府对哪些地方当局会响应它的指令和哪些地方会拒不服从
是不完全清楚的。与各地的关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趋于明朗，并且因考
验和错误判断而更加清楚。每一次的最终考验是中央政府选任各镇节度使的
能力的大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政府稳定地保持这种权力，虽然那里偶尔
发生哗变和动乱，却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问题。在北方，类型则很不一致，至
少在最初是完全不能预测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府掌握了对大部分地方
节度使的挑选权，但在面临有力的地方（军事）反对时，它通常不能对某镇
强加它的人选。可是在安禄山之乱后的十年中，它确实在一些困难的、或是
潜在困难的局势中成功地作出了一些人事变动。例如在764年，它设法安全
② 《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5、7173 页；《全唐文》，卷384 第20—22 页。
① 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第423—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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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地把一名前叛乱将领从汴渠边的战略要镇汴州调到一个比较次要的地
方，而以一名效忠王朝的将领接替。767年，它使用武力在陕西东南的华州
清除了一名拒不听命的节度使，因为此镇太靠近京师，使它放心不下；773
年它任命自己选择的节度使去控制河北的黄河边上虽小但很重要的义成军，
并顶住了当地守军要求任命他们自己的一个军官的压力。
同时，中央政府在实施一项有关的政策，即在把地方的权力交还文官时
也有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