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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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有害的干预。似乎与此有关的是，不但在这一次，而且在以前和以后，
皇帝本人似乎企图取得实际指挥战役的全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宪宗至少在
这一次承认了失败。我们难以确定他采用监军使制后的具体变化，但他的坚
① 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第125—133、153—154、226—228 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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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领导使这一制度非常有效。他的政策的另一后果（他过人的自信使自己
不能看到这点）是，宦官在藩镇中牢固地扎下了根，这与他们在朝廷中已经
取得强有力的地位的情况相似。
由于中央政府地位的提高，到宪宗末年中央立法的速度加快了。从这时
起，我们看到了一些措施：有的旨在取消作为地方节度使补充收入来源的屯
田；有的不让节度使起任命县令的直接作用；有的总的来说加强了刺史对节
度使的地位。但是，最最重要的是819年春进行的一项改革措施，它改变了
各藩镇军事权力的界限。这一立法所要消除的局面被元老重臣和新任命的横
海节度使乌重胤作了详细的阐述：“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
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
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得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
①
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乌重胤这里所谈的是河北
已经发展起来的极端形式，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只要藩镇当局拥有军事
全权，那么它们得以完全支配地方文官当局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在乌重胤上
奏这份报告时，中央官员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在自己的领地中采取
的主动行动显然为这时在全国颁布的全面措施树立了一个榜样。
这一措施内有两条关键的规定。第一，它取消了节度使在他所治州以外
的一切兵权；第二，它将这些部队分由各驻守州的刺史统带。自六朝以来，
刺史第一次被授予长期和明确的兵权。出于明显的原因，边境地区不受这项
立法之限。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一清二楚的：像809年的措施设法削减诸镇的
财政潜力那样削弱它们的军事潜力。要完成它，不能直接减少人力 （这样会
造成另外的问题），而是通过分散地方集中的兵权 （这种情况在此以前曾造
成了大混乱）。那些负有军事责任的节度使决没有因此而被弄得毫无实力。
他们继续控制着他们的牙军，它是最庞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况且地
方上的权力关系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但是那些想加强对割据地
的控制或者想对文官当局施加军事影响的任何节度使此时基本上失去了用以
达到此种目的的手段。结果，藩镇与州之间的财政关系可能也改变了，虽然
还缺乏这方面的明确的证据。州这时负担了在旧制度中根本预见不到的军事
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州对藩镇的财权贡献失去了基础。藩镇在紧急时刻
或有特殊需要时仍可能号召其所属的州；但在日常工作中，它不得不靠藩镇
所在地的有限的收入来维持。因此，在宪宗之治的最后几年，藩镇的结构又
经历了另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大大地有助于消除使藩镇不同于牢固地以
州县为基础的较旧的行政体制的一些特征。
在这些成就和不断实行新的主动措施以后，宪宗还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就只能猜测了。820年2月，他被两名对他不满的宦官所害，从而结束
了唐代最后一个搞改革的统治期。虽然官场对他的专横的行事方式和贪图收
入开始充满不满情绪，但他的遇害似乎不是政治反对的结果。对他的成就怎
么估计也不过分。宪宗恢复了君主的权威和力量，在此过程中使以后半个世
纪对官僚控制的大力加强有了保证。最重要的是，他对藩镇结构的变动使地
方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大为减少。作为皇帝，他的政治成果不但确保中央的法
令能全面地和远为充分地得到贯彻执行，而且如日野开三郎提出的那样，这
①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68 页；《册府元龟》，卷60 第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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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使两税法的真正实施实际上扩大到帝国各地。 ①
在评价他的成就时，我们应以他前面的几个皇帝作为考虑的出发点，而
不应以完全重新集权化这一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衡量。根据这一尺度，宪宗出
色地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突出地表现为王朝后半期唯一的有成就的皇帝。
我们如何来解释他取得成就的原因呢？主要的原因似乎有三个。首先，他开
始其宏图时的环境比人们想象的德宗晚年政治失败时的形势有利。从德宗那
里，他继承了重新充实的国库和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所以虽然皇帝还不能
命令全国普遍遵守法律，他的地位基本上确是安全的。另一个主要资本是官
僚集团，它内部尽管有派系斗争和贪污腐化的迹象，但相对地说处于健康的
状态；其中有李吉甫、李绛、裴度和元稹等许多杰出的官员。于是，朝廷拥
有采取有力的中央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宪宗深刻地了解整个
帝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使他能够制订有效的策略。他能保持计划的灵活
性，尤其避免把力量过分投入任何一个地点，而是一次针对一个目标 （唯一
的例外是816至817年他对成德开辟第二战线）。他的行政措施虽然也打击
藩镇力量的要害，但如果看起来行不通，就决不轻举妄动。第三，他很清楚
如何运用皇帝的权力，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并且在制订政策时一直处于主导
地位。看来他基本上是知人善任的，这反过来又增强了所用之人的信心。李
翱的赞歌“自古中兴之主无人及之”可能是溢美之词，但它反映了当时满怀
信心的情绪。
① 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下唐朝的振兴和两税上供》，载《东洋学报》， 40 （1957 年），第227—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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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继承者治下的藩镇
宪宗逝世后的那一年，在新帝穆宗的统治下，宪宗造成的势头甚至取得
了更惊人的收获。820年后期，成德的王承宗死去，但没有突出的人接任。
虽然驻军劝说其弟指挥，但后者也许关心他是否能控制桀骜不驯的驻军，所
以立刻要求朝廷另外任命节度使代替他，而他本人愿意调到其他地方。朝廷
以可靠和老资格的田弘正接替他，另委淮西之役的英雄李愬取代田弘正为魏
博节度使。这一发展使幽州成为唯一的依然完全不受朝廷节制的藩镇。它的
节度使刘总此时一心寻求精神超度（他的确穿起了僧衣），他预先防止了驻
军的干政活动，在退出公职生活时立刻把幽州交给了中央政权。朝廷为了把
幽州一分为二，就划出两个州，由两名正式的文官负责治理。到821年春，
朝廷从此可以满意地看到帝国的最高级地方行政长官无一不是它自己挑选和
任命的人了。
但这些成就是短命的。不出几个月，兵变导致了成德的田弘正 （连同其
许多追随者）遇害，以及朝廷任命的幽州两部分的节度使被拘禁。地方的军
事将领接管了成德和幽州。朝廷举兵讨伐成德，那里过去是死伤最惨重之地，
也是最易进入的目标。在开
始时，由于缺乏经费、中央的指挥不当和各地参战军队出力极不平均，讨伐
遇到了困难，战斗一直未见定局，到822年初期，战役停了下来。同时，魏
博军的兵变造成了田弘正之子的死亡 （他原被任命为节度使），结果使朝廷
想取得这个要冲之地的希望落了空。随着一个兵变者的掌权，魏博此时也摆
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此后不久，由于无力继续进行直接军事行动和急于求
和，朝廷就接受了既成事实，授予这三个地方的篡权者以正式的任命。
十分清楚，穆宗的朝廷虽然在把河北全部置于中央权威之下这一方面取
得了表面的成就，但它一直无力对付那些支撑这些藩镇自治的持久不衰的因
素。特别就幽州和成德而言，朝廷更没有时间去消除这些因素。派毫无该地
经验的文官而不派职业军人去治理幽州，这纯属愚蠢之举。他们的懈怠和迟
钝的治理很快就疏远了驻军，结果他们忍无可忍，才最后采取暴力行动。在
成德，军队和新节度使之间也有很深的积怨，因为后者在以前曾率领一个敌
对的镇与成德交战，并且他因私人目的把大量财物运出境外而使事态更加恶
化。一旦田弘正放弃了他的一支相当大的魏博的私人亲兵部队（这样做是因
为朝廷不愿意提供给养）时，他就不再拥有继续控制该镇首府的手段了。随
之产生的魏博的兵变是连锁反应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好的领导和更充足的给
养，这次兵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无论如何，它表明自田弘正于812年臣
服皇帝以来，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多么微小。①
朝廷还不能像不久前宪宗表现的那样对新危机作出有力的反应。自从在
宪宗治下花费了大量经费和人力后，中央出现了一种松劲情绪，并且不愿再
要求作出同样的牺牲。可是应该指出，中央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决定性
地击败河北的这三个镇——不论是各个击败还是一网打尽。因此，虽然宪宗
曾在各个重要方面扭转了分权的过程，但如果他还活着，他能否把它们真正
控制起来，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① 这些事态发展在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 章中有相当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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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宪宗时期的其他收获足以保证在河北的这些挫折对帝国其他部分
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一个得众望的军事领袖王智兴的
确不久后在822年春夺取了武宁的控制权。考虑到武宁最近在河北出的力和
王智兴的优秀的战绩，朝廷给了他正式的任命。但这是以后半个世纪在东北
以外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并导致官方承认的篡权。显然，宪宗采用的改革大
大地削弱了个别藩镇独立行动的潜力。随着藩镇中心与所属州之间的财政和
军事联系的严重削弱，任何怀有割据称雄之心的节度使会发现自己难以集结
足够的经费和兵力来实现其目的。改革之有效，主要表现在它防止了新的权
力中心的滋长，但改革对牢固确立的权力中心也有长期影响。藩镇财政的紧
缩很可能是引起驻军继续发生 （虽然不很频繁）兵变和动乱的原因。这类问
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处于这种制度之下：大量军队驻守在全国
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当兵成为社会上最不齿于众口的人的纯系雇佣的职业。
但是这些动荡没有更广泛的政治目的，一般只产生有限的后果。
在宪宗之治以后，帝国军队的人数无疑减少了 （虽然现存的少数统计材
料提出相反意见）。穆宗在820年登上皇位之时，发现国库空虚和朝廷中存
在强烈反对继续执行强硬军事政策的情绪。可能在那一年后期，他对此作出
了反应，秘密下诏全面削减藩镇的军队。这项工作准备用简单的权宜之计来
完成，即不补充军中正常减员（死亡和开小差等）过程所造成的缺额，据估
计，缺员率每年为8％。对可能会激起地方驻军反抗的关心明显地反映在以下
两个方面：把这项措施包得密不通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了消极的方式。
按理说，这个命令不可能产生突然的或戏剧性的影响。但据天平和浙东两地
的报告，它们迅速贯彻的努力表明命令是被认真执行的。可能它对各镇军队
构成的威胁助长了东北新危机的出现，这转过来又导致了政策的明显转变。
822年春颁布的诏令指出，未经批准，禁止突然削减军队，并规定维持原有
①
的编制。据推测，各镇的预算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其用意肯定是向全国军人
保证，他们不会有失去生计的危险。
但是这一措施的某些后果 （实际上是重建队伍）是很难预见的。许多藩
镇当局不是征募真正服役的人，而是把空缺售给有财产的人（其中包括地主、
商人和衙门吏役），他们都企图依附当地的地方政体来取得利益。这就是支
配地方的经济利益集团逐步渗入地方政府的手段之一，但这一过程是缓慢
的，持续于9世纪整个时期。另一个后果，正如13世纪的历史学家马端临看
到的那样，是军队力量的严重削弱，因为军队虽然名义上保持足额，但真正
有战斗力的兵员数却大为减少。另外，朝廷根本没有明确放弃削减武装兵员
人数的计划。在行得通的情况下，它偶尔也亮明态度，鼓励减少部队人数；
它还采用这样一种人事政策，即给予那些能增加收入的地方官员以最高的功
勋，以此鼓励削减耗费财政经费的士兵的人数，甚至减少其军饷的标准。②
下文将要谈到，最后当动乱在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呈现出威胁王朝生存的迹
象时，动乱之得以迅速蔓延和持久不衰的一个原因是，朝廷没有足够的兵力
去控制它们。
① 关于两份诏令的内容，见《旧唐书》，卷16 第486 页；《资治通鉴》，卷242 第7808、7811 页。
② 关于这些发展，见《资治通鉴》，卷242 第7811—7812 页；《文献通考》，卷51 第1321 页；松井秀一：
《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 （1957 年），
第95—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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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的关于9世纪军队人数的概括的数字需要很仔细的说明。《元
和国计簿》所列807年军队83万的数字肯定是可靠的，但不能肯定东北诸镇
军队是否包括在内。也可能包括在内，但只是按照中央政府簿册中规定的兵
力而不是根据其实际人数计算的。更难解释的是，837年王彦威的一份财政
①
报告断言，在9世纪20年代初期帝国共有99万名士兵。可以料想，宪宗的
历次讨伐当然全面地增加了兵员；但穆宗初期的政策应该说是起了相反的作
用。这个数字不但大于807年的数字，而且远远地大于我们掌握的8世纪的
任何数字。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它指的是821至822年这一短暂的时期，
当时河北诸镇都掌握在朝廷之手，故而此数包括了它们军队的实际数量。这
些数字完全可能超过官方规定的人数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
的，王彦威所举之数大概是我们掌握的755年以后整个时期帝国兵力的最完
整的数字，虽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