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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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年后期浙东裘甫的起义是一个世纪前袁枢之乱以来这一地区第一次
出现的军事大动乱。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东南一直异常平静，甚至807年浙
西李锜之乱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战斗。裘甫的起义在唐代则是新的事物，
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裘甫本人是贫民出身的亡命之徒，
他纠集了200名追随者以劫掠为生，最后逐渐发展到攻打城镇和乡村。他在
初期轻易地取得了几次胜利，攻占了几座县城，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队伍迅速
壮大到了数千人，据我们所知的史料记载，它扩大到了三万人，此数也许有
点夸大。他们被描述成无赖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农村受苦难的穷
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反王朝，也许还是被阶级仇恨所激起的：官员和文人被
杀；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了年号，铸造了上有“天平”铭文的印玺。
由于浙东的兵力证明完全不足以平息这次起义，朝廷于是命高级将领王
式负责镇压叛乱者，并从邻近诸道和从河南调兵遣将。王式先下手为强，封
锁了主要集结在明州和越州的叛军的一切退路。他还开仓济贫，以减少民众
对裘甫的支持或潜在的支持。但战役仍持续到860年的夏末，经过了叛乱者
的顽强抵抗才告结束。虽然这次叛乱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
存必不可少的这个区域，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接近危急的阶段。可以毫不过
分地说，作为第一次爆发的民变，这次叛乱常被视为是黄巢叛乱的前兆，或
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被民众的愤怒和苦难煽起和支持的叛乱。
人们有兴趣推测，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权力
和控制进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现状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可能太多 （特别是
在各藩镇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变化的真正基础。总之，在一心寻欢作
乐的懿宗治下（860—873年在位），对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没有表
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1 页。
② 松井秀一： 《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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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才能。但如果认为王朝国祚急剧衰落的现象一
定到处可见，并以此来描述当时的局势，那也是错误的。裘甫的叛乱在很大
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长江流域经过了若干个别地方驻军的哗变后，秩
序已迅速恢复。国内没有明显的重大政治威胁，尽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
南方地区的防务问题方面（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但与此有关的措施之一
在国内却有重要的意义。
武宁长期以来是帝国的多事之地，其驻军在862年赶走了节度使。朝廷
任命在对付安南战争和镇压浙东叛乱中久经沙场的猛将王式以取代其位。虽
然朝廷以前曾对徐州的军队进行过几次讨伐，但他们一直长期不听从朝廷指
定的节度使。王式率领从各地军队中调来的分遣队进城；朝廷显然同意了他
的行动计划，于是他开始大批杀戮武宁的军队，据说人数达数千。（虽然其
规模很不一般，但像这样大批杀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几次发生在831
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兖海、840年的义武和845年的昭义。）这个行动暂
时稳定了武宁的局势，不过许多武宁的士兵设法出逃，转而去干包括当盗匪
在内的营生。后来，为了再进一步削弱这支军队，约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务
问题又变得非常重要的南方边境值勤。原则上，他们在三年期满后应该返回
家乡，但一支已值了两期勤务的800人的分遣队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驻守一
年。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再加上不满他们的领导等其他原因，使他们忍无
可忍。868年夏驻军哗变，并在他们自己的一名军官庞勋率领下，自行开始
①
了返回家乡的旅程。朝廷事后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而只满足于解除哗变部队
的武装。但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武器，继续其返乡路程，在不到两个月中到达
徐州。徐州的节度使拒绝他们进城，因为他有充分的根据怀疑他们的忠诚。
于是他们转而采用武力，他们的哗变很快就转变为公开的叛乱。叛军这一次
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哗变者是本地人，而该地过去又有经历大风大浪的
历史，这两者很可能是促使民众支持的因素。叛乱者夺取了宿州、藩镇所在
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们又攻入今之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
诸省。对邻近区域进行这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投奔叛军者的大集结取得必
要的给养。政府不得不动员大军，对叛乱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镇压，历时达
一年多。叛乱最后在868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间，汴渠的交通当然中断，
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条航道 （但它肯定是不够的），以便把货物从南方运
往长安。另外，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
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
行动。
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
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
①
卖。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
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
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
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
①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 年的庞勋叛乱》，载 《通报》，56 （19 年），第229—240
页。
① 松井秀一： 《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 （1971 年），第246—247
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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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
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
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
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
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
辩护。
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
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
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
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
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
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
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
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
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
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
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
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
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
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
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①
从755至906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
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
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
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
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
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
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至763年及781至786年的危机后
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
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
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
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
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
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决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
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
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
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
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
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
应作出简单的解释。
① 参见《新唐书》，卷50 第1324 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 页），它没
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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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
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
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
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
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
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
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
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公元9世纪的材料，
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
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
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 （例如9
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
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
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
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
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竟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
致力于8世纪和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
述应该看作是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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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 （755—786年）
①
安禄山（703—757年）是一个有部分粟特人血统的职业军官。他在政
治强人、宰相李林甫 （752年死）的庇护下，从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
②
满洲边境的范阳镇节度使这一权重一时的高位。在8世纪40年代之末和50
年代，安禄山装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成了长安最新奇的怪人，
甚至被宠妃杨贵妃认为义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年死去以后，安禄山认为
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争权者，因为他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基地。他威胁
着杨贵妃及其堂兄、身为新宰相的杨国忠 （756年死）的地位。于是这两方
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神经战，因为在8世纪中叶，虽然唐玄宗（712—756年
在位）不积极参加一般朝政了（史书责怪他专搞宗教活动和沉缅于奢侈生
活），但国事的处理和政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赞助或批准。在这样一
场争权力的斗争中，在京城的杨家兄妹当然比安禄山占有地利的优势，因安
禄山身在范阳，相距有800公里之遥。他不可能冒险地长途跋涉到长安去驳
斥杨家对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许杨家的阴谋发展下去，让敌人解除他的
兵权，甚至将他投入审讯。不庸置疑，这种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
心向朝廷造起反来。③
安禄山掌握训练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计约有10—20万之众（包括从
边疆部落中征调的骑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围地区的一个巩固的基地。反
①
之，由于中央军和其他军事组织都已腐败，政府则准备不足。它自己没有直
接掌握的军队，只有由皇宫侍卫组织起来的一些小部队。结果是在叛乱爆发
后不到两个月的755年后期，安禄山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地南下，过河北，下
东都洛阳，并且进抵潼关东端的渭水和黄河交汇处，其地距长安仅100公里
②
远了。 （这一叛乱的细节，详下）
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节度使的军队是赖了。节度使哥舒翰（756
年死）曾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边境以反对吐蕃，现时派他来镇守潼关，
以遏阻安禄山的前进。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绝境，在他和朝廷之间爆发了
棘手问题。为了消解长期存在的不满，哥舒翰于公元756年初劝说皇帝诛杀
另一节度使。杨国忠对这件事无左右的能力，他愤怒地把哥舒翰的复仇行为
看作另一次锐利的打击，即一个封疆大吏想牺牲朝廷官员以取得权力的杀手
锏。因此，杨国忠进行反击，他建议皇帝命令哥舒翰从安全的潼关据点向叛
军出击。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的建议；尽管哥舒翰反对，但他别无选择，只
得遵命出击。他的军队马上被击败和溃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禄山。通向长
安的道路被打开了。
像惊弓之鸟的皇帝及其随从于公元756年年中从京师向西南方向逃亡，
经过崎岖山路之后进入四川境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