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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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行动的骑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不过出动5000人，但正像郭子仪
所哀叹的那样，中国军队在反对吐蕃人的势力时极像惊弓之鸟。767和 774
年有两次软弱无力的和平倡议，但都无甚结果。吐蕃人不仅意识到中国在继
续削弱下去，甚至于768年把他们的一位最好战的将领从战场上召回去当了
大相，从此他们对中国人的压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积以年月才能使它的防御
发挥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仪才估计出他的军队只及吐蕃可调动的人数
①
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关于
在8世纪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东西的确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他们的侵袭给唐朝缓慢的恢复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个特别严
重的打击是唐帝国把在陇右的最优良的牧马场地丢给了吐蕃人，从而使得中
国更要仰赖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的骑兵支援。
安禄山之乱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将军仆固怀恩的
① 山口瑞凤：《吐蕃和唐代婚姻关系》，载MTB，27—28 （1969—1970 年）。
② 关于吐蕃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据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京都，1958—
1959 年）。
③ 即唐古特人；冈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奈良），1 （1947 年），第57—
205 页。
① 《全唐文》，卷332 第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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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此人在762年因约束回纥人而给唐王朝帮了不可估计的大忙。作为763
年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曾受命护送回纥可汗返回他们的大
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与回纥人会合时，与河东节度使发生了冲突，
后者拒不按常规礼仪给与他的军队在过境时所应享有的犒赏。节度使之所以
拒不犒师，其理由尚不得而详。不过，这位节度使也和大家一样，对一个与
外国有关系的掌重兵的武人会搞另一次阴谋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备，换句话
说，他怕会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他控告仆固怀恩图谋不轨。
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调查此事，结果他支持了河东节度使的控词。仆固怀恩上
①
了一篇长疏为自己辩白，皇帝竟未置答。仆固怀恩把这种沉默视为驳回其辩
词，于是也像安禄山一样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764年初期，他派他
的儿子率军攻太原。他的儿子在太原战败，后来又被部下所杀，但是仆固怀
恩逃往灵武，在那里重新纠集军队。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后者也已打算
进攻长安，他们正需要一个知中国内情和有领导艺术才能的人，才能大获全
胜。有些回纥雇佣军也加入进来。这支滚雪球般的大军在764年秋天使京师
西边通路上的居民大为震恐。次年，仆固怀恩准备率军采用包围战术，但他
忽然暴死于营地。这次攻势便无形瓦解，他的许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后来
把这些事件归于天意。郭子仪收买回纥雇佣兵去攻击吐蕃人，于是吐蕃人西
撤而去。
这次叛乱实在是一系列这类叛乱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时地方文武官员或
者丢了官，或者甚至丢了性命，因为在他们和被围困的唐朝廷之间彼此都缺
①
乏了解。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曾经情有可原地警惕着战场上的可疑行为，但有
时他们的关心又近乎偏执狂。诚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长了这类问题，因为
它准许各种私仇影响国家事务，也不考虑必须制订对付臣下附逆或谋反的一
以贯之的方针。尽管精心制订了对被控的附逆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程序，但
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乱高级官
员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当上朝廷的官员，那么，王朝的忠顺小官吏就会扪
心自问，他们还值得继续效忠么？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和意气用事严重地损
害了士气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损害了唐政府在安禄山之乱后重
建的能力。
唐代宗时代 （762—779年）长安的政治现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动，无疑是唐代后期历史上的一个特点。可是，
②
他们的重要作用是逐渐形成的；他们在唐代前半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唐初
的宦官一般是来自战俘，或来自南方边境地区（福建和广东）的幼儿，他们
被太宗皇帝在后宫和皇宫中当仆役使唤。太宗下诏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
① 《资治通鉴》，卷223 第7147—7150 页。
① 例如，可看刘展（《资治通鉴》，卷221 第7097—7102 页）和来瑱（《旧唐书》，卷114 第3364—3368
页）的事件。
② 赖德奥特： 《唐代宦官的兴起》，载《大亚细亚》（新版），1 （1949—1950 年），第53—72 页；又2
和3 （1952 年），第4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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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限为平民，也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能任职在三品或三品以上。可是为时不
久，这些初期的硬性规定就被篡改，因为宦官的用处对许多皇帝来说变得很
明显了。内侍省从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组成，它原本只限于搞些宫内日常
生活事务，后来慢慢扩大了它的权力范围，直到它变成了最庞大和最重要的
官衙，统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则天皇后（690—705年在位）时期大肆
①
任用杂差，宦官的数目增加大约3000人。 由于他们是朝臣中唯一有权不断
接近皇帝和朝臣们之间的中间人。最初他们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诏旨，
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偶尔也参加重要的议事。他们只向皇帝个人负责，而且完
全从属于他。唐玄宗则把他们当作心腹信使和情报来源来使用。
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从710年起的十年中为唐
玄宗获得帝位起过关键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内有很大的个人影
响，直到玄宗在叛乱时期去世为止。高力士是第一名获得三品官位的宦官，
从而破坏了太宗的禁令。从8世纪中叶起，宦官们还被授以贵族爵衔。安禄
山之乱的危机自然为高级宦官谋求私利提供了机会。第一个这样的宦官便是
机灵的李辅国 （762年死），他在肃宗当太子时就是东宫的一个随从。在灵
武的时候，新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拔擢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在实行总
动员的时候，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权力可以匹敌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銮
长安以后，李辅国同时被授以许多专使之职，因此看来从这时起，禁城的物
质设施、人事大权和供应都已全归宦官掌握。自从李辅国弄到了殿中监之职
以后，他的个人地位更高了。从758年到762年，上呈给皇帝的重要奏疏和
皇帝的诏旨都要经过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付诸实施。除此之
外，他的办事班子显然已窃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某些调查的职能。
比起高力士来，李辅国在朝政中的表现要活跃和经常得多。李辅国经常
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员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带头诋毁太上皇。肃宗的
张后是李辅国长期以来的盟友，李辅国由于有了张后的帮助才能够为私利而
与最显赫的李姓朝臣相对抗。大臣们最后挫败了他想当宰相的计划，但这一
阻碍他野心的行动却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个不断制造阴谋诡计的人，他可以
毫不犹豫地在今天反对昨天的朋友。肃宗死去以后，他挫败了张后想杀害未
来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图；他得到他的下属程元振发出的警报，派了一队禁
① ②
军粉碎了这次阴谋，并杀死了张后。
李辅国的这些举措开了重大事务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个人朝见皇帝的
大权；他们插手中央政务；他们过问封疆大员的任命；他们以兵力干涉皇帝
的继位问题。所以对宦官表示深恶痛绝的历史学家们，无不怒斥8世纪中叶
的皇帝们听任宦官大煽威虐，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也绝对应该记住，这时宦
官的权力还得依托当今皇帝对他的恩宠，因为宦官的权力的制度化是一个一
直延续到 9世纪的长期发展过程。尽管李辅国在宫廷斗争中有拥戴代宗之
功，他却被这位新皇帝所恨恶和恐惧，所以代宗于762年雇用几个刺客把他
杀了。关于宦官拥有派生权势的另一个例子便是程元振（约死于764年）；
他在763年获代宗之宠，但是，由于据说他不让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将入侵的
③ 《唐会要》，卷65 第1131 页。
① 《唐会要》，卷65 第1131 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 年），第2 章。
① 《文献通考》，卷151 第1322—133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22 第7123—7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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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情势，代宗于764年回到长安后即把他当作叛国者，予以充军外地。虽
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辅国原来的许多职位，但他没有借此有所作为，也没有能
够选择一个接班人来继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势，是由于
③
他们取得了独立的兵权。 拥兵自重的最初几个重要步骤是在8世纪60年代
采取的。当唐代宗于763年逃避吐蕃人去陕州巡幸时，他受到宦官鱼朝恩（死
于770年）所率领的神策军的迎接和保护。神策军是哥舒翰作为西北边防军
在754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即被调往东部。当它的老家基地
被吐蕃人蹂躏以后，这支部队被重新组织起来并驻扎在陕州，成为河北战斗
中的第二道防线。到了763年，它经受过几次考验，以坚强有力和可以信赖
①
受称于时。代宗回銮京师以后，他把神策军编入禁军并交给鱼朝恩指挥，以
示恩宠和优遇。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和边防兵力的日益扩充，8世纪上半叶的
禁军遭到严重削弱，神策军之加入禁军就使得战斗力大异往昔。现在是在几
十年内朝廷能第一次把自己控制的军队投入战场，而不再需要完全乞怜于地
方节度使等武人的帮助。在8世纪60年代，鱼朝恩在长安正西的永久性基地
监督建立了神策军，使皇帝能召之即来。正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宦官权势
大到如此地步，当然从一开始便引起朝臣们的嫉忌和疑惧。鱼朝恩的作为果
然不出他们的所料，他夸耀自己新近获得的财富，而且插足政府的神圣领域
（例如判国子监事），被百官视之为荒唐不经之举。代宗有时也对鱼朝恩的
行为表示不安，所以经过复杂的阴谋而于770年将他处死。他的同伙或者被
杀，或者被驱散。一名官员被任命来统率神策军，直到783年又起战乱时，
宦官才重新负起了军事之责。
财政专家
安禄山之乱引起的唐帝国混乱的经济生活，需要代宗朝廷给予迫切的注
意。政府的储备全被战争开支和官吏侵吞所耗竭。战斗弄得中国北部许多地
方残破不堪，促使农民成群流徙，特别在河南更是如此；交通运输系统弄得
②
非常紧张；而河北的沦陷又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大的税收来源。从 8世纪
50年代后期起，一个新兴的财政官员集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问
题。虽然他们的工作不完全成功，但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不景气的经济形势
变成灾难，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了解这些财政官员，我们必须对历史情况作一小小的回顾。唐帝国
诸特点的变化开始发生于7世纪后期和8世纪初期。在玄宗时代，这个大而
复杂的国家在政府开支和官僚体制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另外，在土地
所有制形式方面也不断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是和中国各地方的社
会和经济大混乱相联系的。初唐政府比较简单的制度结构已不够用了，不仅
仅在财政方面是这样。不言而喻，玄宗没有沿着更加合理的路线改进他的总
的行政系统。相反，政府只是努力根据具体情况，通过任命专“使”，一个
①
个地处理它最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专“使”在晚唐十分重要，但他
③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53—70 页。
① 《唐会要》，卷72 第1294 页；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载《东洋史研究》，18。2 （1959 年），
第35—56 页。
②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 （1965 年），第211—232 页。
① 《唐会要》，卷77—79 ；《国史补》（上海，1956—1957 年版），下，第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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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是正式官制的一部分，虽然他们挂名领干薪——为了官阶和薪水的缘故
通常都入御史台。不像一般的官员，他们的权限在法律上都被限制得很死，
但御史们获准可以打破传统的部门界限，以便对政府的活动能在职能上予以
协调。他们有权雇用文书和会计。他们特别适于解决涉及朝廷和地方双方的
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皇帝的顾问们来说是太专门了，而且也为一般行政
官员权力所不及。初期御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那些登记流民、征收和运输土
②
地税以及搞边境防御 （原来的十节度使）的人们。
安史之乱时期，土地税收之损失给朝廷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困难。在正确
地推行旧的租庸调制度中所必需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办法，已显得过时和
无用。758年提出的一个方案要强迫实行食盐专卖，作为土地税的部分代替。
新设的盐铁使监管食盐的专卖。 （应该注意，这里包括“铁”字不过是仿照
汉代前例而言，在唐代并非实有其事。）中央政府在各地方设署管理食盐专
卖，领有执照的生产者必须把盐统统卖给专卖官署；专卖官署把食盐加上巨
额税收转卖给商人，商人便把这些费用转嫁给消费者。由于帝国政权控制了
所有主要的盐产地，又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