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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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主要的盐产地，又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而肯定有最小限度的市场，因此，
建立有效的垄断是可能的。在食盐专卖创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它便提供了帝
国现金收入总数的半数以上，从而大大地补充了直接土地税收入的不足。
对于财政官员来说，盐铁使署是应付政治紧急情况的工具。随着越来越
多的经济职能纳入盐铁使署，它们的官员的财权和官职的划分也都经过推敲
和斟酌。765年以后政府设立了两个财政区：其一 （技术上称为盐铁使署）
设于扬州，负责华中和长江中游的财政；其一 （属户部的度支）设在长安，
①
负责中国北部和四川的财政。重要的是，经过了第一个世代之后，搞这些工
作的官员都成了财政专家。他们的这种任务大大不同于唐代初年那些非专业
化的行政官员的类型。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他们发展了原来的专业水平
和自负心理，被准许可以从正式职官之外选用下属员司，因此在行政系统内
引进了一种进入政府官署的新途径，它一直存在到北宋时代。②
当这些财政专家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包括像制定初级预算和经管财产税
等复杂的任务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有些困难，像无法
稳定货币等，是当时经济理论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因而成为直至唐朝灭亡
①
为止的祸患。其他困难是政治方面的。例如，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确保安
全，大量政府收入曾放入皇帝个人金库，而不是放在国库内；这种办法到战
争结束以后还在沿用。但是，皇帝库藏（内库）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权却落
②
到了皇帝私人仆从宦官的手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财政专家们不可能从
根本上放手完全管理帝国的经济事务。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冒着被他们
的政敌指控为腐化的危险而与宦官合作。受经济犯罪——例如贪污盗窃、纳
② 砺波护： 《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京都），41 （1970 年），第203—288 页；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 版 （坎布里奇，1970 年），第107—109 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109—120 页。
② 郝若贝：《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30。2 （1917
年），第281—314 页。
① 郝若贝： 《唐代至北宋时期中国的古典货币理论与经济政策》，载《日本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纪要》，13
（1968 年），第70—80 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 （1969 年），第93—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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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招权，高利盘剥，甚至违反节约法令而铺张浪费——的牵连而招致的声名
狼藉，在唐代是十分严重的。因此，财政官员特别容易受到绝大多数朝臣的
攻击，因为后者对财政官员和对宦官的兴起都感到震惊。
政治人物
756年杨国忠死后直到元载（777年死）于762年拜相以前，朝廷没有出
现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像安史之乱以前数十年中的许多显赫人物那样，元载
并非出身于名门。他原本姓景，后来改用北魏 （拓跋）皇室之姓氏——元—
—以表示宠异，同时也更易为社会所接受。元载进入仕途的经历也非比寻常：
他最初是在唐玄宗时代考上了道教经典的特科考试。由于旧政体下资深的政
治人物都在安史之乱中垮了台，像元载这样的青年人自然有了迅速晋升的机
会。他在8世纪60年代初年的转运使任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又由于他和李
辅国的关系而受到代宗的注意。为了加强他当了宰相后的地位，元载娶了王
缙 （700—781年）之姐妹为妻，王缙不仅富有，而且系出望族；元载后来把
他引为同事。
尽管元载的野心很暴露，但他给了皇帝很深刻的印象。他有敏于断事的
个性和善于利用别人能力的秉赋。他曾庇护优秀的财政官员第五琦 （约710
—780年）和刘晏 （715？—780年），在代宗面前推崇他们的新办法，而且
可以肯定地说，他曾经就他们两人之间的权限问题进行调解。元载还以新的
眼光来看待西北的防务问题。在经过吐蕃人屡次攻击之后，他在773年提出
建议说：每岁盛夏之时，吐蕃人逐牧青海，去塞甚远，中国应夺取城垣紧固
的原州城，因为这里是陕西西部极易防守的前沿阵地，也是敌军经过群山入
侵路上的要冲。他这个大胆的计划确有独到之处，但被那时的将军们所否决，
他们说它是空想军人的纸上谈兵之策。元载的另一个建议是把京城从长安东
迁到河中 （今山西南部），因为在这里更易防守吐蕃人，而且对通过汴渠的
漕运更加方便，但又不像传统的陪都洛阳那样地暴露。虽然这两条建议都未
被采择，但是它们说明元载有分析能力，比一般官僚更有眼光。这种说法当
然不可能核实，因为元载只有少许著作尚存留于世，但是他的计划的要点却
在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被人重新提出，可见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
家和政治家。
与此同时，元载也想建立一个同李林甫和杨国忠一样的强人政制。他死
后被人指责为大刮裙带风，贪得无厌，肆意收贿，嫉才妒能，特别是妒嫉在
他上位的少数元老政治家。这些指控当然也决非全无道理。一个典型的手法
是他在766年请求代宗批准，让他的官署审查包括御史台在内的百官给皇帝
所上的奏疏。他的意图自然是在于截留对他本人和对他的政策的批评意见；
他也果然得逞于一时。①
可惜的是，我们对于元载的政治反对派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反对派
确实存在，而且随着他使用权力日益暴虐，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元载770年
安排谋害了宦官鱼朝恩以后，他显然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致使代宗也开始
对他有些冷淡。可是，多少年来皇帝一直不想公开地采取行动反对他。元载
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大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
楚。公元777年初期，代宗秘密诏令他掌禁军的外甥逮捕元载，草草审理后
即判处死刑。他的尸体被肢裂，他的富丽的宅第被摧毁，他的家室被屠戮，
① 《资治通鉴》，卷224 第7189—7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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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甚至他的家庙也被夷为平地。这样极尽丑诋之能事，甚至最后要
完全清除元载的个人影响。这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在仕途上激起过人们多么
大的反感。对于元载的至亲好友们，皇帝只留下了他年迈的妻兄王缙；不久
王缙也在贬谪中死去。
无庸置疑，元载的权势不如唐玄宗时代那些权倾一时的宰相们的权势
大。和玄宗的宰相们不一样，元载受制于我们上面讲过的那些新兴势力—一
即宦官和财政专家，而且在他最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也没有个人掌握过兵权。
最重要的是，他虽然位列朝班之上，但他那时的朝廷的实际权力已大不如前，
这是外重内轻的形势和长安普遍缺乏自信的情况所决定了的。①
对于这种尴尬处境，代宗本人也有他自己的部分责任。他从来不是一位
能鼓舞军队士气的领袖人物，而且作为皇帝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从容不迫的风
度，让他的动摇的朝臣们信服他的力量，或者让他们相信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相反地，所有他的战时经验都教育他，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怀疑他的支持者；
我们已经看到，朝廷是怎样在对付仆固怀恩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令人感到奇
怪的是他那时转向了元载，并且给他以自由专决之权达十五年之久，但这似
乎又是一种保守思想作祟所致，看来他不愿意放弃他祖父的那种政治统治方
式。他受尽了宦官和财政专家的苦头，看来这也是他两面下注的结果；他不
是像他儿子那样自觉地和果断地把他们作为治理国家的权力工具来使用。
另一方面，很可能代宗也和先前的玄宗那样，把他真正的兴趣从政治移
向了宗教。他深受不空和尚（阿目佉跋折罗，705—774年）的影响；不空是
中国密宗三位高僧中的鲁殿灵光，他在8世纪60年代已是一位佛教密宗的著
名学者和译者。代宗遵循玄宗和肃宗的榜样，从不空和尚那里受了灌顶戒：
这是密宗传授其神秘思想和智慧的方法，它表示已收录皇帝为不空的弟子。
为了回报代宗的虔敬，不空经常代表皇室和国家做法事，替他祷告上苍。不
空为代宗所作的努力中包括翻译与政治有关的经文（如《仁王经》）和祈愿
消灾除难等等。甚至仆固怀恩攻打京师的失败也要归功于不空，因为这位和
尚曾为免除外患作过祈祷。这种巧合甚至使得代宗更加相信不空教义的价
值。另外，宰相王缙和宦官鱼朝恩都是他们各自集团中最大的佛教施主，他
们和元载一样大大鼓舞了代宗的宗教信仰。建寺庙和做法事所花的钱和所表
现的热情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佛教教务与唐朝政府之间空前紧密地结合了起
来。①
当然不用说，代宗的精神生活一直受到了世俗卫道士们的批评。元载死
去和他的亲佛教的内阁完结以后，更传统的儒家政治家们在朝政中变得重要
了起来。常衮（729—783年）在777年被任命为宰相；此人是进士出身，他
在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职务——即为皇帝知制诰——
而从官僚中脱颖出来。他享有为官清正的声誉，并且着手纠正了元载的某些
最严重的弊病，特别是官员俸禄混乱的现象。但他也书生气十足，而且好与
人争论；他经常在朝廷中当众与他的同僚崔祐甫（721—780年）争论。崔祐
甫出身于世家大族。他之被人怀念，主要是因为他曾经以改进吏治的名义让
他的许多亲朋故旧当官。这两位大臣常常在皇帝面前就礼貌和仪式问题争吵
① 但是可参照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2 页，注21。
①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顿，1973 年），第3 章；见《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S。温斯坦所
写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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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但代宗显然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尽管在777年和779年之间朝廷颇
有些改革气象，但很清楚，没有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仅靠儒家的思想情
操是完全不足以取得政治上的根本改变的。
唐德宗的改革企图 （779—781年）
正当37岁盛年的德宗779年夏天即皇帝位，这时长安拥有明显的改革气
氛。他执掌政权的时候，坚定地想扭转他父亲在位17年中一直走下坡路的颓
①
势。他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发了十几道诏旨，要求中央政务中实行节约，并且
限制高级官员的奢侈浪费。他废了酒税。他宣布不再接受地方长官于正常税
②
收之外的“进奉”和“贡献”。德宗打击了宦官的不顺从态度。他又下令停
止政府继续赞助度俗人为僧尼，不许政府参与建造寺庙，而这些都是他父亲
时代造成严重贪污的陋习。他任命他自己的亲信为宰相，其中最突出的是知
名的财政官员杨炎（727—781年）。作为他普遍改组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德
宗迫使宿将和重臣郭子仪退休；因为郭子仪这时虽已届耄耋之年，却仍然领
有北方和北方边境的许多防御使职务。这是代宗迟迟未下决心而德宗断然行
之的事：他给郭子仪颁赏了很多荣衔，但把他的实职分给了他的几个部属。
虽然郭子仪从无丝毫不忠于唐室的表示，但他功望太重，又是旧政策的过于
明显的象征，所以不能让他继续在第一线供职。郭子仪的退休是一种审慎政
策的一部分，即德宗打算去掉或安抚官僚政体和高级军界内部的一切不安之
①
源。上面这样一些改革是德宗想刷新政制的最初步骤，其目的不外乎是要恢
复唐王朝中央政府的主动性、权威和力量。
这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杨炎于780年对税收和财政会计制度开始实施的
②
行政合理化政策，这就是所谓的“两税法”。这个名词有些使人误解的地方，
因为按照农业季节一年收两次税，这只是几种简化手续方面的一种特点。首
先，两税法取代了旧的租庸调制的人头税以及唐朝前半叶所累积起来的各有
专门名目的附加税。这一改革废除了用丁作为计税的基础，而代之以一种更
有效和更公平的以财产和耕地计征的方法。各州镇在税收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在过去一定时期内已成了既成事实，现在这种作用得到了承认，即分配给它
的各个不同的税额，以代替那种笨拙的统一税率的征课办法。在这同时，中
央政府的正式财务官署也恢复了生机。宦官对宫廷金库的管理权已被暂时剥
夺，而国家收入则由政府的金库接收。两税法的改革马上取得了实际的成功。
780年仅新制度所收的税就多于前一年的一切财源。
所有这些措施都前景乐观，但它们仅仅是开了个头。要使中央政府的政
治和经济结构适应安史之乱后大异往昔的形势，这是一个长时期积压下来的
任务，所以它决非仅靠一纸命令就能奏效。德宗的大臣—策士们——特别是
杨炎——的政治冲击力在有些方面又过于强大。杨炎无疑地具有理财方面的
天才，但这个人的脾性不适宜做宰相。他没有和解的气质，而是好吵架，爱
① 《旧唐书》，卷12 第319—324 页；《资治通鉴》，卷225 第7528、7261—7265 页。
② 《新唐书》，卷52 第1359 页；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载《文化》，36。1—2 （1972 年），
第 1—32 页。
① 可参照《册府元龟》，卷89 第1 — 3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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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报复，甚至对不同意他的人胸怀恶意。他对自己的缺点毫无自知之明。
他由于大发脾气而弄垮了政府几项方案，又因干预地方藩镇上的扯皮而把事
③
情弄得一团糟。跟他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是一位宿怨死敌，即原盐铁使刘晏。
他们的争吵起于777年，那时刘晏在调查杨炎的老恩主元载问题的小组中工
作，结果杨炎被流放。780年初期德宗罢了刘晏的官，杨炎这时认为时机已
到。杨炎不满足于仅仅用他的新法两税法来取代刘晏的财政政策，他还直接
攻击刘晏的要害，放逐了他，最后并迫害他致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