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9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世纪
之交的大约六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可是，他利用离开
长安的这段漫长时期去熟悉南方的情况和问题。当他最后回到京师时，他变
成了唐帝国最精明干练的行政官员之一。宪宗在805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次年又升任他为中书舍人。李吉甫马上被卷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争端中去。他
熟读兵书，又有优异的文职成就，并且对推进四川和浙西的战事给皇帝详细
条陈过意见。他洞悉跟吐蕃人谈判的机微窾窍。807年他上呈《元和国计簿》
（现在仅存片断），813年又上呈《元和郡县图志》（大部分尚存），另外
还著有关于政治史的书籍和一本职官手册。他和武元衡一起推进了几项关于
中央政府和州的法律程序上的改革，其中的原则是继续建立官僚制度的威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3—7715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17 页；卷241 第7767 页。
… Page 378…
信。
在他两次任宰相期间（一次是807—808年，一次是811年直至他去世的
814年；他是宪宗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他以主张中央政府应采取进攻性
的军事立场而闻名，这在史料中被泛称为“用兵”之策。他的基本态度是切
实加强戒备，而不是一味好战，例如我们看到他在813年提出的关于重建北
①
方边防的建议便是如此，但是，有时也很难加以区分。他对淮西采取了不调
和的强硬路线，同时如上所述，他在去世以前与实际拟订的帝国的讨伐计划
是分不开的。李吉甫在这些问题上和武元衡同心同德，但他和宪宗中期的第
三位重要宰相李绛却经常发生冲突。
李绛也是出身四代为宦之家，与李吉甫的煊赫家世同源，但他的父祖辈
却不那么显耀。他中过进士和宏辞两科，他显然就凭这些资格进入了仕途，
②
并没有想到使用荫庇特权来擢升高位。我们对他的早期经历所知甚少，只知
道他专门谈过他自己的专长是“论谏”。从公元807年到811年他做翰林学
士，此时又与年轻的补阙白居易一起，不停地就不同的问题行使其劝谏的权
力。当他在户部的时候，他力求终止不正常的财政手续，恢复对合法组成的
渠道的完全控制。
李绛在气质和作风上都大异于李吉甫。宪宗很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在
朝廷内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他在重新任命李吉甫为宰相后的半年内，又在811
年任命李绛为相。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并非真正有很大的
分歧，只是他们在如何进行讨伐方镇的战争这一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因此
就掩盖了历史记载中的其他问题。812年，如何处理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的
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李绛曾经反对过对河北地区用兵，认为这样做太危险，
因此他主张以赏赐和宽恕的怀柔政策来抚慰魏博。但李吉甫则想显示武力，
给魏博施加压力。这一次是李绛的意见占了上风。魏博的当局热情地接待了
①
朝廷的使节，而没有提及需要朝廷的大量恩赏。可是，814年的淮西危机却
是另一码事，这里的情况更适于用李吉甫的进取精神来对待。另外，宪宗那
时对闹独立的方镇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同时李绛也已从宰相位置上降
职到北部，因此他的反面意见也不那么有分量了。819年，李绛做了河中节
度使。有趣的是，他在20年代被人称为怪人；最后因在西川处理叛军失策而
被当地的叛兵杀害。
尽管他们的政见常常不一致，但元和年间这些大臣和其他大臣们的仕宦
经历比起代宗和德宗时代的官僚们的经历来说，要正常得多，而且更加可以
预测。而且，重振官员的精神面貌的工作也不限于在京师实行。宪宗想把方
镇的高级职位——特别是节度使之职——重新纳入正常的政治任命的轨道。
这不仅会打破军人们对这种战略性职位的控制权，而且也将限制朝臣们只眷
恋做京官的习惯。这个过程怎样开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一定与让许多节
度使定期轮换之举有关，而这种办法在德宗时代已弃而不用。我们可以完全
有把握地说，从宪宗时代开始直至大约9世纪70年代，原来的宰相们在长安
任期届满后可以指望被任命为节度使。例如河东、河中和山南这几个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0—7701 页。
② 见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关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温： 《中国的律令和官人机构》，
载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I：《前近代亚洲的法律和社会》（东京，1967 年），第151—17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92—7694 页；卷239 第7695—7696 页。
… Page 379…
节度使很可能由京师新近退职的大官来充当，或者由希望及早返回长安的官
②
员充当。在这一方面，中央集权化的利益与官僚出路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
而可能有助于9世纪中叶各方镇的政治稳定。
总的看来，宪宗是唐代后期几乎重建太宗之治的人，他享有此誉是当之
无愧的。宪宗显然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论坛的庇护人而感到自豪，他说他宁愿
③
多花时间同宰相们讨论问题，而不愿经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他鼓励朝臣们
大胆发言，而如果有人不敢参加重要的辩论，他就会不高兴。他想尽量活跃
空气，鼓励朝臣们的自信心和置身事内的意识。对于那些经历过8世纪长安
的动乱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宪宗末年的不和谐状态
虽然宪宗君臣的协作已像上面所述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合作的程度仍然
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低估皇帝在工作中的紧张状态。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
是有记载可查的，它足以让朝臣们知道，没有一位皇帝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特别是对专心一意要干这样一番大事业的皇帝更是如此。他的个人生活——
①
包括内廷事务和他皇室领袖的地位——对于外臣来说更不可轻易地碰一碰。
但是即令在纯属政府的事务方面，宪宗虽然一再要求和嘉纳直言议事，但他
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早在他即位的初年，那些以匡正皇帝不足为职责的言
官——御史、拾遗和补阙——就经常因此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他们如果对敏
感的问题直言忠谏，就会冒极大的风险。例如诗人元稹（779—831年）在806
年上疏请广开言路而备受嘉纳，这无疑鼓励他后来于809年在东川巡视时十
②
分有力地揭发了种种丑闻。在这整个时期他树了不少有权有势的敌人，而在
他的庇护人宰相裴垍辞官以后，元稹于810年便因以东台监察御史身份越权
干涉有权势的河南尹之事而被放逐。
这种紧张关系在9世纪第一个10年中叶开始出现在主要的政治舞台。当
③
宪宗有时还能容忍某个宰相的直谏时，人们已能清楚地看出，他希望对国家
大政的辩论严加控制，辩论应限制在最高级官员的范围以内。当他的中央集
权化的见解已经形成时，大臣们的不同意见更经常地被视为对他的旨意的冒
犯。特别是在武元衡被刺杀以后，无人能劝阻他在东北开辟反对成德的第二
战线，尽管这会使在南方讨伐淮西的军情更为复杂。那些怀疑对方镇采取强
硬态度的人都被人们劝说应克制己见；例如宰相张弘靖（760—824年）便在
816年初辞官而去，因为他知道宪宗不会听从他主张应取克制态度的建议。
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们也闹翻了。
裴度（765—839年）的事迹便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不妨谈点背景材
料，它或许是有用的。
②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 年），表，第658—669 页；672—683 页；730—740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9 第7697—7698 页。
① 例如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4—7705 页；李绛：《李相国论史集（遗文）》，卷4。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30—7633 页；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
细亚》，18 （1972 年），第34—78 页。
③ 李藩即为一例，其传记见《旧唐书》，卷148 第169 页。
… Page 380…
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缨的河东大族：它与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就关系密切，
①
曾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人数之多仅次于皇室。 他不仅在789年中了进
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过两次更高级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过
官，后来又在808至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
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以贯彻李绛在魏博
的计划。他再一次当过武元衡的幕宾，在815年的刺杀武元衡事件中他适在
武元衡身边，因此受了伤。宪宗盛怒之下决然立即起用裴度为相 （尽管有些
小心翼翼的朝臣很怕进一步激怒方镇），以此表明他继续推行中央集权化政
策的决心。裴度挺身用命，不怕有人再次对他行刺，他的勇气赢得了皇帝极
大的敬重。
讨伐淮西和成德的战事弄得旷日持久，一直从816年延续到817年，这
时朝廷官员就错在哪里和怎么做的问题，议论纷纷，意见越来越不一致。朝
廷经常军前易将，且不谈淮西节度使进行的顽强防御，仅就阵前易将来说是
决不可能改进战略上有问题和官军内部协作很差的情况的。许多朝臣都深为
悲观，他们越来越认为只有放弃战争才是避免中央政府彻底垮台的唯一出
路。皇帝始终死抱着靠更佳的战术来解决问题这一希望。817年他终于被说
服暂时放弃了与成德作战的第二战线，而专心致力于淮西之役。几个月以后，
宰相李逢吉（758—835年）和王涯 （约760—835年）再一次提出军费浩大
和师老无功，这引起了朝廷内有一派人吁请停止一切战争活动。这时裴度说
服宪宗让他个人去统领南方官军，并且让他戏剧性地深入作战地带，以便平
息各将军之间的无谓纷争和组织军队作最后的努力。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
淮西之役暴露了自安禄山叛乱以来帝国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各路兵马各自为战
的一切最坏的毛病。对于他这次任务的执行情况颇多疑问，因为有关这次任
务的记载代表了不同的看法。必须把采取决定性行动突然攻取淮西府治的功
劳归之于著名的将军李愬（773—821年）——8世纪80年代战争英雄李晟的
①
儿子；但我们有理由说，裴度在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给他铺平了道路。可以
肯定，是他负责把宪宗一贯使用的宽厚政策应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身
上 （可是反之，对叛乱领袖则处以死刑）。这一政策能在战事一旦结束便使
淮西安定下来。对于宪宗来说，裴度是时代的英雄，荣誉像雨点般倾泻在他
身上。那些不积极主战的宰相们都脸上无光了。此后不久，裴度前往协调讨
伐平卢的最后一战。
裴度所享有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显赫地位是这一时期官僚制度向着更强大
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转变的最高表现。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间有不可跨越
一步的雷池，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冲突。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裴度的继
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杨国忠或元载为榜样呢？宪宗不得不关心的是，比如说，
高级文官在统带大兵作战时不是把统兵看成为了应付特殊情况的特殊安排，
而认为这是某种必须拥有的权利。他的担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辈们的后尘，因
为唐代以前的皇帝们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托的权力范围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
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官僚阶层把权力联合起来向至高无上的皇权挑
战。虽然宪宗比德宗或代宗更乐意支持振兴官僚的特权和士气，但他在保持
国家的最后控制权方面，其决心并不小于代宗和德宗。
① 《新唐书》，卷71 上第2179—2244 页。又见《新唐书》卷73 下。
① 《旧唐书》，卷170 第4416—4418 页。
… Page 381…
事实上，冲突很快就在文职事务方面爆发了。宪宗在818年想任命皇甫
镈 （约755—820年）和程异（819年死）为宰相。裴度和其他许多大臣都激
烈反对，虽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员本是皇帝个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别于
对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现职的绝大多数下级官员是由吏部照例委任
的。可是，随着宰相权力的加大，他们必然想左右皇帝对高级官员的挑选。
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兴趣。这两人都是财政官员，或者更
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淮西战役中急需军费时帮助政府筹款的人。他们的税
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对他们成见太甚，很难对这
①
种说法作出评价。 （皇甫镈之知名主要是由于他雷厉风行般地改进了漕运效
率，程异之知名则是因为他在817年去东南为财务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
两百万缗来应战争之需。）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像裴
度所属的裴家是那样的名门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头等世家大族，但也是
②
第二等郡望。程异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不是生于最上等人家。另
一对程异不利之点是他曾经与王叔文集团中的暴发户有瓜葛。
这两人被提升到极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资格
的一片议论之声。裴度连同另一个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崔群 （772—832
①
年）带头攻击他们，说朝廷如果用了这样的小人是会留下笑柄的。裴度还指
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
将来引起麻烦。
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