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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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
将来引起麻烦。
宪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对的真正原因，结果反对皇甫镈和程异的声浪未产
生效果，因为皇帝决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标准。可是，裴度很不明智
地逼着摊牌，把对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同宪宗的整个政治成就因道德解体而
毁于一旦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名望来对抗皇帝的声望，这种立场
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宪宗别无选择，只有把他免职。裴度被免职后照例
任节度使，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河东节度使，这事件便在公众中无形消失。
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内的大量权力关系上的问题。
长期反对使用宦官的斗争，也与上述情况相同。确实，宪宗要确保使德
宗时代常见的那些宦官丑闻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少。这部分地是因为宫廷办事
手续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宪宗初期也一度对朝政敛迹。可是这种对更正
统的反宦官意识的让步很快表现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龄在 8
世纪90年代恢复并由宦官担任工作的内库，于805年名义上予以撤消，以取
悦于官员们。但是，当德宗的储备大部分在约于809年充了军需以后，宦官
们在财政事务中又活跃起来，虽然外廷官员一再抗议也无济于事。
宦官干涉军事，在宪宗朝始终是个特大问题。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做密探、招权纳贿等等，组织严密；他们不仅抓神策军，甚至也在许多
方镇部队和长安将要成为将军的人中插上一手。宪宗偶尔似乎也愿对政治压
力让步，例如在刘辟事件中他就曾暂时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兵权，但事实
证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非常举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讨伐成德镇之役
的领导权，后来又打发他离开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
① 《新唐书》，卷54 第1379—1380 页。
② 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纪的敦煌写本为中心》，载《东洋学报》（东京），42。3—4（1959—1960
年），第80、88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2—77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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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敌李绛的相位，因此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担任了一个要职。 ①
对宪宗时代宦官在京师里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只能猜测。但表
②
示他们权益日益增长的标志是810年设置枢密使职务之事。第一位任枢密使
的人是宦官梁守谦。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有两个这样的枢密使，他们主持的
官署称为枢密院。唐代的枢密院不是宋代那样的掌兵机构，它只是宦官在外
③
廷和皇帝之间发挥传递文件的作用时派生出来的组织。它成了宫廷里协调宦
官所参加的其他各种活动的一个机构，因此，看来应该把枢密院一词翻译为
④
宦官宫廷议事会才是。枢密院可能是向皇帝进言的一个非正式顾问性机构。
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监管神策军的宦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两枢密使和两神策
军监军总称为“四贵”。总之，枢密院拥有徽章和其他津贴，足以使任职者
对人夸耀，使外人羡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点。后来在9世纪，枢密
使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抗衡或控驭宰相，但与往常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
为了控制他们才授予的，而且直到宪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紧紧地控制大
部分宦官的活动。
这不是许多传统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约在818年以后的一个
时期各种大不敬的行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达到了最高潮。
⑤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宫监陈弘志弑了宪宗。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
证实或反证，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宪宗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在他
把注意力从讨平方镇战场上转移到进一步在长安搞改革之前，清除宪宗是为
了宦官们的利益吗？从这时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拥立皇帝的问题上拥有
的大权力显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这次暴力事件其
实是这种政治行为的开始。但从另一方面说，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为什么要加
害于对他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来许多次拥立危机那样，宦官们
之间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为赌注来搞垮对手？我们知道，宦
官梁守谦在宪宗的儿子穆宗时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势的，他在这事
件之后仍然活了下来，而吐突承璀则没有活下来；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内部权
力斗争的牺牲品。梁守谦还杀死过一个皇子，以使问题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
决，而且他还给神策军散发赏赐以笼络人心——这个旁证看来是很有力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宪宗因服药过量而死；宪宗死后，宦官们发现，他们
未能就拥谁为帝的问题达成协议。像晚唐的大多数皇帝那样，宪宗也潜心研
究炼丹术，非常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许多这种药物都含有恰恰会起反作用
的毒素。据说他在晚年表现为精神不安定，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剧毒物质的效
应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烦躁病态经久不愈。宦官们当然要为皇帝的练丹术试
验提供方便。但是，那时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积极支持术士和宫里的
①
合药行家，其中一个甚至被任命为天台山附近的县令；这一史无前例的优宠
行为当然激怒了正规的官员。对于宪宗的不得善终，大家按儒家的惯常说法
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3 页。
② 《册府元龟》，卷665 第8 页。
③ 《文献通考》，卷58 第523 页。
④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75—76 页。这个译法由刘义永（音）提出，见他的《神策军与宫
廷机构，755—875 年》，伦敦大学1970 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⑤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6—777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4—77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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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道德普遍堕落的结果，这当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皇帝
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后来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并不难于评价，因
为我们可以从结果逆推其理，特别是可以看看是哪个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
但是归根到底，唐代的宫廷阴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马光也承
认，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以后，对于宪宗之死的说法仍然真假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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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中叶的朝廷 （820—859年）
在9世纪的时候，宫廷的宦官几乎在每一次皇位的过渡中都起着很大的
①
作用。宪宗死后穆宗的即位，便是这些事件中的头一件。宦官之所以能够如
此轻易地插手这一关键问题的过程，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
两宫（中宫和太子的住地东宫）之内，与世隔绝；宦官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内
部传递文件之权，这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在遗诏上做手脚；宦官的政治力量和
他们与外廷朋党的联系日益增长，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申论；最后，宦
官利用神策军便有可能在长安推行他们的意志。在选立储贰的问题上每多分
歧，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养和教育是事关宗庙祭祀的大问题，
有极详细的规定，更不用说他的受封仪式和他参加的其他各种隆重仪式了。
但是，太子的册立以及他的真正继位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通常册封太子都
是立嫡立长，但这一惯例被破坏的多，被遵行的情况少。
很显然，某个皇帝的上台如果是受宦官干涉之赐，他就要对他们感恩戴
德。可是，传统历史学家对于9世纪唐王朝在这方面的忧郁的描述，过于一
般化了。宦官们对唐敬宗（824—827年在位）的影响显然要多于对武宗（840
—846年在位）和宣宗 （846—859年在位）的影响。但是，只要有人想避免
一般化而多写几句，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穆宗与拥立他的宦官梁守谦的
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宫内关于他的继承问题像某些史料记述的那
样久而未决，涉及可以上溯到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初的对立的宦官集团，那
①
么，梁守谦年复一年地为穆宗的利害而战斗，真可谓功劳不小了。但是，如
果这次宫廷斗争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它只是起于819年前后，则梁守谦为穆
宗的卖命就明显地带有投机性了。如果这种基本事实都弄不清楚，我们怎么
能指望了解皇帝即位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所能说的只有这一点：梁
守谦对穆宗的影响是不小的，而且这种影响直至穆宗朝的末年还有增无已，
虽然这时梁守谦开始与王守澄（835年死）分享大权。我们将要在下面经常
涉及宦官问题，我们总的态度是不要轻信历来对9世纪宦官所作的极端专制
腐化的老一套指摘；这些指摘甚至在现代的有关著作之中也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24岁的穆宗皇帝除了个人对宦官有恩当报之外，他还面临着
其他问题。宪宗的暴崩中断了在唐帝国完全稳定以前所要继续推行的军事中
央集权化计划。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东北的方镇虽然已在9世纪的第一个
十年代中相继被平定，但并未真正统一于中央的治理之下。由于缺乏皇帝的
坚定政策，朝廷对如何正确处置东北这个敏感地区的方针便有所争论和举棋
不定，这种情况再一次表面化了。例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于820年，他
的弟弟王承元在部将的拥戴下接过了他的位置。这就提出一个老问题：朝廷
是应该同意地方上推戴的节度使呢，还是设法从外面委派一个新节度使？公
元820年后期，朝廷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妥协方案。它命令东北诸节度使互
相大轮换：以王承元充义成节度使；徙魏博节度使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朝
老将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个意思是要承认东北诸节度
使有权参与政治，但是不让他们在本方镇境内参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唐
王朝竟完全没有考虑这样的军令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一片混乱。
① 人们可以把宪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见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第112—115 页。
① 《资治通鉴》，“考异”，第76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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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年，穆宗委派他自选的一名文职节度使去幽州；幽州在宪宗时代是
东北方镇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时间，幽州镇将历来都是当
地军人。忽然间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骄慢的长安官僚：此人在万人广众之中
坐轿子；不理政事；甚至纵容部属作威作福。这个火药桶马上冲着朝廷爆炸
开了。成德军先是有兵变，后在821年又爆发为全面的叛乱；朝廷的镇压行
①
动开销大，收效少。后来，幽州的另一次兵变推翻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中
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镇一笔勾销。魏博也起来反对长安，它和幽州、成德结成
联盟。到了822年年中，东北的局势回复到了宪宗费尽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
这些割据州镇以前的老样子。
②
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理由来说明这些使事件急转直下的军事失败。 第
一，讨伐东北方镇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诸镇的兵力，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协调
不善，供给不足（甚至在后期起用的名臣宿将李光颜和裴度也不能统一军
心）。第二，通过宦官监军的影响，宦官们被派往下一级的战地指挥机构，
这种非正规做法可能破坏了指挥系统。长安也曾试图直接指挥作战，但它所
获得的战时情报又往往陈旧过时。许多精锐部队被将军们留作自己的卫队。
较差的兵士才被用于打头阵。自然，这些弱点并不稀奇，自安禄山之乱以后
在政府军的讨伐战阵中是屡见不鲜的。宰相萧俛（820—821年在职）成了这
些问题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为他从宪宗朝的中期以来就被认为不赞成对方
镇用兵。萧俛被指责说他诱使穆宗相信国家已是升平之世，因此再没有作长
远计划以使国家底于大治。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庞大的军队需要用
赏赐来安抚，但又不得不削减它的规模和削弱它的影响，以免文官政制完全
被它吃掉；与此同时，还要适当地防范方镇不满情绪的蔓延滋长，因为不仅
东北方镇已有不满，而且东南方面也在822年后期有了小规模兵变的发生。
不言而喻，仅仅罢免萧俛的相位还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多久指责就直接指向
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样，穆宗据说也主张对方镇取“姑息”的态度，这就
是暗示他缺乏刚毅果决的气质。
总的来说，穆宗并不被认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这一点正是唐代
君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个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
沉重的职责和他励精图治的父亲所要求于他的榜样，在他准备承接以前就已
强加在他头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当平凡的青年人，朝气蓬勃而热切地期望
与宫廷和军队里的朋友寻欢作乐。他喜欢打猎、击鞠以及盛陈歌舞盛宴。据
正史自以为是的报道，穆宗也沉缅女色。不管真假如何，这种种说法损害了
①
他的声誉，使他不得不遭到关于他行为不检的阵阵批评。纠正他的行为的道
德责任感极受重视，致使在当年的考课中竟把萧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渎职论
②
处，予以降职。更糟的事情发生在823年初期，当时穆宗在击鞠时 因坠马而
有了伤残。结果他不能亲自处理国事，因此许多职责都被宦官梁守谦和王守
澄完全接了过去。王守澄给穆宗找了一位医生，但未见效用。穆宗在824年
之初故去，按照他伤残以后匆匆草就的诏书，他的15岁儿子敬宗即皇帝位。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6—7799、7807—7809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2 第7805—7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