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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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 （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
③
系起来。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
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
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
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
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至814年之间
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
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把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
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
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世纪20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
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
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
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
牛党诸宰相对方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
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
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
多数同方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世纪20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
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 （1958 年），第135—146 页。
② 例如李德裕： 《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710 。
③ 《全唐文》，卷682 第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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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
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
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
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
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①
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
①
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
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
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
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
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
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
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胄的李德裕并
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
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
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
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第 10表概括了砺波护的
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
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
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无论如何，人们已严重
地怀疑所谓大量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获致大权，也同样怀疑用科举和荫庇作为
②
社会出身标志的正确性。实际上，在唐代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
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
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荫庇
的人就一定是来自名门和大族。
表10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牛党共41人
（甲）郡望出身者：20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
2。仅中进士举者：12人
3。荫庇除官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5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
2。仅中进士举者：2人
3。胥吏：1人
（丙）出身不详者：16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
2。仅中进士举者：7人
① 例如可看831 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8、7880—7881 页；又见《李文饶文集》，卷
4 第6 — 7 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 年再版），第2 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
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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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
李党共22人
（甲）郡望子孙：12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
2。仅中进士举者：5人
3。荫庇除官者：2人
4。仅中制科举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7人
1。中进士举者：4人
2。武人出身者：1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
（丙）出身不详者：3人
1。中进士举者：3人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朋党成员的具体情况，还不允许我们做出社会或经济状况
的分析。实际上，朋党领袖们有许多类似的特性、经验和目标，这充分证明
最高层的斗争主要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以辟召的方式选用官员肯定可以
使某些下层人物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诸朋党的上层之间作出前后一贯
的社会学的区分，证据就远远不够了。
835年的甘露之变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变唐王朝政治轨道时
发生的事情。9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一件最有兴趣和有同样悲惨后果的事
件。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发起的。事实上，他曾两次想打击宦官和朋党：
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帮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
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谋者。
那些废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当他们还想继续控制敬宗的继任人时一定
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极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文宗不
①
够精明，不足以危害他们，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除了少数例外，这时期反
对宦官的舆论的声浪已经减弱，因为他们权势太大，同时也很清楚，文宗自
己也正在为他统治时期的缺点而大为苦恼。据说，他特别恼怒自己无能力控
制宦官王守澄和给穆宗治病的医生，即出入宫禁的常客郑注（835年死）。
在皇帝看来，这些内廷显贵都是政治腐败的象征。830年，文宗开始秘密地
与宋申锡（833年死）讨论此事；宋申锡此时是翰林学士，既不附牛党，也
不属李党，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赖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们两人决定从政治上裁
抑宦官。
宋申锡被擢升为宰相并开始拟订计划，但所进行之事竟以某种方式泄漏
①
给宦官了。他们马上转入反攻，声称已获得表明宋申锡实际想废文宗而立其
爱弟漳王的证据。在这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得不到
可信赖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讯宋申锡，另外，宦官们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56—7858 页。
① 《旧唐书》，卷167 第4370 页；《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1—7872、7875—78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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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亲友中搜捕到许多可疑的人。牛党的宰相除了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外，并无一人仗义执言出来救他一命，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极大危险劝说
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换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锡被宣判有
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约于次年卒于贬谪之所。
文宗除了对宋申锡事件感到震惊以外，他还对朋党领袖的行为感到灰心
失望。他不时听到和看到不体面的损人利己的话语和小动作。他继续在两党
之间举棋不定。831年为一次不大的边境事件召开的廷议中出现了政见的公
开交锋，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为宰相。但
是， 833至834年的李德裕的执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执政期一样，充满着斗
争。除了上述这些麻烦之外，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们
相信这一次病与顺宗的病历有着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话，他也是害了暂时口不
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郑注的护理，文宗的身体状况挨过冬天后稍有好转。
在大约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虑着国家的政局，几乎像一个旁观者那样
注视着事态。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闵重新上了台。他在834年抱怨道：“去
②
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到了这时，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锡事件
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
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阴谋，其高潮是835年以
失败告终的甘露之变。
很明显，建立任何第三种势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党也不受其各自宦
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这一次皇帝与之密谋的人不是像宋申锡那样以刚
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却是两位宫廷政治老手，即御医郑注和新任翰林
学士李训（823年登进士科，835年死）。郑注虽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却与其
他许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个神策军将军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训
是原来牛党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纪20年代的贬逐时期对牛党
的政治丧失了热情。这两个密谋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却不是像他们的敌手后
来所指控的那种坏蛋；郑注的医术很受人称道，而李训则是一位对经典古籍
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要打破朝政中历时15年的朋党之争，而代之以郑注和李
训的单一的新政制，这对文宗来说似乎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两人胆大而有谋
略，所以皇帝认为至少有改变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两党关键领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郑注和李训被皇帝在
职官制度内予以升擢，接管了原来被两朋党宰相所执掌的权力。我们在上面
看到，王叔文集团在805年预先策划的政变中因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而犯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相反地，经过精心策划之后，郑注做了长安以西的凤翔节度
使，他从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暗中调集了禁军突击部队。李训那时在做宰相，
他得到了京师许多官员的帮助，这些人被准许有自己的警卫队听候调遣。他
们的基本想法是引诱宦官脱离神策军的庇护，然后一举聚歼；这个战法一直
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钟。
郑注和李训夺取了他们原来的庇护人王守澄的权，接着投之于狱，最后
处死于狱中。为了做这件事，他们暂时与王守澄的宦官对手仇士良（781—843
年）结成了联盟。可是，甚至在处死王守澄时，李训和郑注就在计划收紧包
围仇士良的网。835年12月末某日早起的时候，宫内大臣通过事先的安排，
② 《资治通鉴》，卷245 第78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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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称“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树上。文宗完全知道
已为宦官设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边去察看这一奇异现
象。正当他们来到伏兵即将突起的后院时，一阵风吹起了李训兵士藏身的帐
篷的一角。兵器的当啷声惊动了宦官，他们大多数人都乘宫门关阻之前惊骇
地跑回了内廷。他们在里边强迫文宗返回李训和其他政府官员力量达不到的
后宫。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军，它的各小分队便被派
往官员住宅区屠杀可疑的朝臣。仅在政府区一个地方，据说士兵们就杀了一
千多人，并毁坏了许多印信、档案和文卷。以后几个星期军队不仅逮捕了主
要的密谋者及其属吏，也滥捕他们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士。
他们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属公开在长安西市被处决。宦官们允许血
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宽赦和限制进一步审讯时为止。
宦官们随即着重考虑如何维护权力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宫廷
的突发行动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队伍内部查出密谋活动。他们还决定以
神策军仗卫宫内，但马上发觉不值得费此精力；如果把他们的部队置于这样
②
众目睽睽的地位，这只会激怒保守的舆论而不会有多少具体收获。旧的銮仪
卫队（南衙卫）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发生危险，神策军就近在咫尺。
只要把宫禁卫队骨干所拥有的长矛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
能够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