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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煮酒论史合集-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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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18、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作者:残阳下的菊花)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一代枭雄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羌族首领姚襄。迢迢洛水,夏日炎炎,他正值豪情万丈,志在恢复中原故土,登上大船的高楼,面对着满目创痍的河洛大地,不禁发出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幕僚,记室陈郡人袁宏辩护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王夷甫就是西晋时的太尉,大名士王衍。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十分尖锐和刻薄的,日后,后世皆以王衍清谈误国。袁宏为王衍辩护,桓温脸色为之一变,恐怕胡子都直了,生气地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大为失色。桓温枭雄本色,尽显无遗。     
  也由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桓温喜欢把过错推委到别人身上,既然大将军志在恢复中华,就应该奋起一搏,消灭胡虏,而不应该在此聊发感慨,以今非古。后人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无处望神州,桓元子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桓温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再次出兵北伐中原,攻打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桓温在枋头遭遇人生中最残败的教训。桓温对这次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把罪责都推到袁真头上,上奏免去袁真的官职,贬为平民,同时罢免冠军将军邓遐。袁真遭遇桓温的诬陷,上表朝廷又不答复,于是占据淮泗重镇寿春叛乱,投降燕国,请求鲜卑骑兵的支援。东晋真是赔了夫人有折兵,以后百年光景,基本上对北方采取守势。     
  桓公有两句名言,千古流传。其一“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他想干出晋文王司马懿,晋景王司马师之类的霸业,但从他上面的一些言行做法看来,和晋朝的两位开国远祖差太远了。桓温的从事,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晋景王司马师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揽为自己所有,作为自己的过错。即便是军队失败了,但也收买了人心。”     
  桓大将军毕竟语不惊人誓不休,接下来又来了句豪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简直就是帅呆了,我向来钦佩桓将军的直率。王衍同志生前乃西晋鼎鼎大名的清谈专家,在当时已经极富盛名,经过桓温的宣传,又背上了清谈误国的万古骂名,真可谓,既流芳,又遗臭了。王衍先生能够达到桓温先生的两个标准,真是死而无憾了。     
  人性本就是异常复杂的,特别是王衍生在魏晋变乱的大环境。倘若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他将以立言者的身份流传于世。乱世,往往折射出的是人性的真善丑恶。他的不幸,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但更多,是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困顿,灾难面前,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做法。是保全自己,像见风驶舵的钱谦益那样效忠新朝,苟全性命。还是为了道义牺牲自己,像少年英雄夏完淳那样慷慨就义,引吭高歌。至今中国社会都无法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点。王衍就是一个可悲,可叹,可笑的矛盾例子。 晋朝,是个门阀社会,王衍的家庭出身是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王衍在辈分上虽然和日后东晋王朝的顶梁柱—王导,王敦是同族同辈人,但属于较远的宗亲。正因为门第高的缘故,王衍凭借着祖上的恩萌,是不愁出路的,日后更凭借自己天生丽质,后天修为,得以名躁一时,风魔海内外各族同胞,成为新一代名士偶像。     
  俗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魏晋时代,国人好识鉴,往往可以从一个人孩提时代的动向,就可以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广东话云:“三岁定八十。”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继承发展而来的。 
  也许是事后诸葛,后人牵强附会吧,一些识鉴预测,精确到让人可怕的地步。     
  总角之年,现代的孩童还在幼儿园流鼻涕,打麻雀的时候。西晋的王衍小朋友就已经独自前往山涛伯伯家作客了。只见那孩童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好一个伶俐小子。俊俏得让阅人无数的山涛都呆住了,居然惆怅许久,目送这个孩子离去。叹息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兒!(谁家的老太太,生下如此英俊美好的儿子呀!)”     
  少年王衍生活在西晋歌舞升平,崇尚清谈的和平岁月,世人多夸耀他的风采卓越,风度翩翩,有个成语就出自于世人对他的赞美白玉麈尾。王衍夸夸其谈的时候,动情处,拨弄着散发贵族气息的麈尾扇子,柄尾用白玉装饰。时人惊叹他白皙的手儿,竟然如同玉柄一般洁白无暇,难以分辨。美若处女的纯洁美,真可套用在距今约两千年前的青年吗?         
  风流倜傥的外表,潇洒自如的气度,再加上早年和竹林七贤的交遇,王氏宗亲的“兄弟怡怡,宗族欣欣”的融洽,客观上也捧红了王衍。有人去拜见王衍,看见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往另外的屋子一看,又看见了王诩和王澄,回去之后,他对人说:“今天到王衍家里去,满目都是琳琅珠玉。”可见王氏一门,名士风流,真有家风遗传。     
  日后在东晋政坛呼风唤雨的大将军王敦,从小和王衍就混得很熟,与当时的名士谢鲲,庾凯,阮咸,并称为王衍的四友,对这位族兄自然推崇有加,时常赞叹王衍哥哥在众人之中,就如同那瓦砾中的珠玉,无论去到哪里,都那么出众。     
  王导品叹他族兄王衍:〃 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高耸挺拔;巍然屹立。)〃由此可见,王衍不仅容貌阴柔,更有七尺男儿的伟岸。     
  但毕竟当时王导和王衍毕竟都是小字辈,辈分上属于渡江名士。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鼎鼎大名的王戎,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名士,也是王衍的堂兄。王衍少年时期,毕竟招人喜爱,何况是王戎的小堂弟。王戎曾经对晋武帝叹息道:“要找到能和王衍相比的,只有到古人中找了。”王戎只差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后不见来者,经此宣传。王衍的名声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远,远播四海。     
  但是,无论再美好,艳丽的荣誉,都不如山涛送别王衍时的下半句:“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日后,王衍的卑劣表现,不幸言中。 魏晋是个崇尚老玄清谈的时代,是追求名士风流的时代,是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而这一切,集中见载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史学大师钱穆不太赞同将此书列为小说家言,而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魏晋的历史特性,而应该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史书,因为其记言记事,均非为虚构。而钱大师讲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往往将只根据《世说新语》。以一些言语片段,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人物,进而烘托出时代的背景,今人余世存所编的相同体裁的《非常道》,我个人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只可惜一些言论被删节了。要了解魏晋人物,了解那时代的风骨,是无法绕开《世说新语》的,吾一友常曰此书是魏晋行为艺术的平面图,甚是有趣。     
  王衍,可谓《世说新语》的大红人了。《世说新语》实在是给足了王衍面子,里面许多佳言美行都出自王衍,虽言辞是秀容的,但后人的批判是无情的,下场是唏嘘的。     
  王衍十四岁那年,曾经拜访过他的堂舅羊祜,一个仁厚诚信,德高望重的大君子。当时他父亲出派外地任军职,时常派人回来禀报军情。王衍当时认为使者报告不清,便亲自拜访时任尚书仆射的羊祜。言辞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身边人的惊叹王衍十分清雅,善辩。丝毫不屈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之下,羊祜不大赞同此位少年的话,王衍居然把衣袖一抖就走了,还是个性情中人哩。羊祜回头对兵客说:“王衍将以盛名居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这个孩子。”《资治通鉴。晋纪一》是这样记载的。美少年王衍,以其聪明智慧,华丽佳言,在清谈界横空出世,真可谓士而优则谈。     
  关于这段逸事,《世说。识鉴第七》和正史的记载不太一样,当时的宾客,依旧是开头那位山涛伯伯,又一次夸耀这个美少年,说:“生下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和王衍一样吗?”羊祜语味深长地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洛阳自古就是个薈萃才子佳人的名所。西晋毕竟也有过几十年的承平时代,当时的名士喜欢到风光旖旎的洛水边游玩,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风雅之士王衍的身影。回来后乐广问王衍:〃 今天玩得高兴吗?〃 王夷甫回答:〃 裴頠善于谈论玄学义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论《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戎评论延陵、子房,也是高深玄远,深刻透彻。〃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衍的清谈重玄。魏晋正始年间,何晏喜好老庄学说,与夏侯玄,荀粲,山阳人王弼一道,竟相讨论玄理,崇尚虚无学说,认为儒家《六经》是圣人的糟粕,且当时何宴依附曹爽等人,权高一时,天下士大夫争着效仿他们,惟恐落后时尚潮流,并因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名士把轻浮放纵当作是美好的事情。     
  当时,司马家族正忙着篡曹氏的江山,平灭吴蜀的大业。但毕竟这是欺负孤儿寡母的结果,对曹氏绝对是逆臣贼子,无法言忠,只好以孝道治天下,以虚伪的孝顺之道堵塞百姓之口,标榜名教。 
  在中华浩浩历史长河里,礼崩乐坏的时代,往往就是战乱不堪,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所以魏晋,乃至整个六朝,儒学的地位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江山易主的政治是异常污浊和黑暗的,嵇康作为曹氏的姻亲,却没有实权,但却依然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最后被被杀,悲歌一曲广陵散,壮烈谢幕。阮籍,行为也十分荒诞,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居然饮酒作乐,可是他内心是悲苦的,最后,吐了几升鲜血,当时险些因为不孝而被治罪。这是对司马氏孝治天下虚伪面目多么无情的嘲弄啊!个人认为,竹林七贤,惟有此两人才是真正放达逍遥的,本质上,他们才是真正有风骨的士大夫,只是他们用了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浊世,给动乱不堪的魏晋时代,送来了缕缕清风!而非他们自甘堕落。其余五人,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后代史书站在正统的角度,往往对此两人扣上了败坏名教的恶名。可真正无耻的,破坏礼教,摇摆不定,却是王戎,王衍的清高之徒。     
  王衍当时非常推崇何宴的理论,王衍已经位列名士领袖,因而崇无尚虚已经为当时舆论的主流。裴頠针对当时的主流思想,发表了《崇有论》,内容虽然不长,但是就不一一转载了。他指出了当时天下将要大乱的根本,即为“无”。具体来讲即官员居其位,不为其事,好虚名,放弃了廉洁的操行,不讲道德。特别西晋王朝贪污腐败,崇尚侈华的风尚,尤其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借鉴。山涛,堂堂晋尚书当时利用职权之便,大肆侵占官府稻田,贪污的事情,天下皆知,有过却不惩罚,连所谓超然的大名士都如此,当时的道德风气之堕落可想而知。因崇尚奢靡而闻名的大富豪石崇,他的发家,居然是在外地当官的时候,派遣官军明目张胆地抢劫商人,获取财物,自古官匪一家,真是可以在其中找到朔源了。     
  王衍虽无首倡崇无风气的罪恶,但绝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裴頠虽没有明确指出王衍败坏社会风气,但很明显是在指桑骂槐。“贵无”派和“崇有”派在当时有一场讨论,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崇有”论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王衍毕竟能说会道,精通善长玄理,能言善辩,往往不以道理为优先,而是以辩论为能事。所以清谈,后人常常讥讽为空谈。然而裴先生无法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风气。     
  王衍由于少年时期,羊祜的预言,怀恨在心,再加上堂哥王戎险些被羊祜军法处置,两兄弟对羊将军极尽诋毁之能事,言谈之中多次诋毁羊祜。晋人皆曰:“二王当国,羊公失德。”名士当时的舆论力量真是恐怖。只是世上,正义,公道,也许被一些丑陋的意识形态所压制,扭曲,但总会有一天会被平反的,羊祜必定会流传千古,王衍,王戎,他的两个叔伯外甥,于言,美好无比,于德,恐怕只为竖子罢了。杜甫曾经叹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羊祜,百姓心中为他立了道德的墓碑。     
  王衍言谈虽然飘渺玄虚,精彩绝伦,但不过是信口雌黄之辈。古代的造纸术并不发达,用的是黄纸,如果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改。王衍好发言论,但往往随口而出,老庄之学,本来就是崇虚的,王衍前后矛盾,错误的地方相当多,别人指出来了,他随手就改正,继续辩论下去,可见他的清谈,根本就不以讲理,而是纯属以辩术压制他人,展现自我的手段罢了。     
  崇尚黄老学说的西汉汲黯,假如遇上了披着“无”字外衣的师弟王衍,是否会气得说不出话来。汲黯当官,正是因为小事不管,只把握大的方向,遂使东海大治。汲黯素以憨直著名,常常和张汤这样善于玩弄法律的酷史,以及公孙弘这些义理精通的儒者辩论,但常常败下阵来。他气得瞪眼睛吹胡子,说:“你们只以辩论巧诈来获胜,但道理始终是道理,不是辩出来的。”汲黯虽也崇“无”,却无为而无所不为,虽不善辩论,但始终不改变自己对正义真理追求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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